第五章　参谋双英（上）

正如汪精卫后来所说：“……我们容共是一种政策，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一种政策，这是很明白的事实。但到何时才分手呢？这实为一个大问题。怎么解答呢？那也是应该以时代环境如何去解答。时代环境变了，政策不能不变，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当然也是如此。至于等到何时才改变呢？这是无人能先知道的，不过总不外跟时代环境如何而定的。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举旗**，得到武汉国民政府下旗许多将领的积极响应。本就对工农运动极其不满，此时他们在“清党救党”的旗号下纷纷异动，开始阳奉阴违乃至公开叛乱。

在国民党内部的压力和中共妥协退让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消灭国民党为由，武汉国民党中央实行“分共”，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党、政、军各部门。

八月一日，中共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力图夺回革命的领导权。武汉的“分共”立刻转为“清共”，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两党反目成仇。

由于武汉与南京分裂的理由已不存在，宁汉合流之势已经成熟，八月八日，由李宗仁领衔，南京军政要人向武汉发出《为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电》，庆贺武汉“驱共”，欢迎武汉党政要人到南京“柄政”。

但是，武汉国民党人表示坚决不容“目无党纪国法分裂中央，以军驭党”的蒋介石。并且扬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八月九日，武汉东征军总司令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徐州受到孙传芳、张宗昌联军的反击，军事上严重受挫，江北之地全失。南京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七军是桂军，第一军是党军。桂系在北伐中战功显著，羽翼已丰，此时不肯屈居蒋介石之下；由蒋介石一手扶持、以兄弟相称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此时也有了取代之心。

已成为众矢之的，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于八月十三日宣告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下野。九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宣告宁汉双方“统一”。九月二十日，新的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组建完成。

宁汉合流后，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共同的外敌，也没有了蒋介石这个共同的内敌。但利益使然，内部派系斗争依然如故，谁也不服谁。最后刀枪相见，大打出手。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重新上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接着又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由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的四个集团军，约七十余万人再度进行北伐。四月九日，北伐军各路同时发动攻击。张作霖旗下的部队根本无法抵挡，一路溃败。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弃守的济南。

为了阻止或迟滞北伐军，日本再次出兵山东。四月二十七日，驻熊本的第六师团主力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开进济南“保护帝国臣民”。五月三日，日军故意挑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在国民党中央的支持下，蒋介石选择了对日避让之策，命令北伐军撤离济南，绕道北进。北伐军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锋芒直逼京津。

正如河本等人预想的那样，在北伐军的凌厉进攻下，张作霖只能使用逃回关外老窝这一招。五月九日，张作霖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部队后撤。

五月十六日，田中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有关维持满洲治安措施方案》。其后，日本向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提交了外交备忘录《觉书》，宣称：“由于中国多年来战乱的结果，一般国民的生活陷入非常不安困惫，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能安居乐业，因而大家都热望中国早日结束战乱，出现和平统一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的邻邦，与中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帝国更希望如此。可是今日战乱却将波及京津地区，满洲也可能受到影响。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根据东方会议达成的决议，如果奉军败退逃回关外，关东军要在锦州和山海关一线解除对奉军的武装。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斋藤致电陆军中央，要求按原订计划，马上采取行动。十八日拂晓，接到陆军次官烟英太郎中将《有关维持满洲治安措施方案》的通报，关东军立即行动起来。

东方会议开完不久，武藤就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驻大阪的第四师团师团长村冈长太郎中将升任关东军司令。五月十九日，村冈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张作霖发出通告。通告声称：“……对于满洲一带帝国侨民当取充分之保护，本军特设警备区域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

同时，村冈命令第十四师团主力从长春、辽阳向沈阳集结，命令早已经准备好的朝鲜军第四十混成旅团，过江集结于沈阳。甚至为了便于指挥，连关东军的司令部，也从旅顺迁到了沈阳。因为锦州和山海关既不属于租借地又不属于南满线附属地，向锦州和山海关出兵，属于“出兵国外”。没有天皇敕命出兵国外，是侵犯统帅权，罪名不小。因此，关东军等待着天皇敕命的下达。

出兵国外要经过内阁会议讨论，批准经费开支，上奏天皇，下达敕命（参谋总长奉天皇之令下达的命令）等一连串的手续。然而，政治家和军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正在之时，声称“已经下了决心”的田中，却又犹豫起来了：

一、经过近一年的交涉谈判，至五月十五日，经张作霖和代理交通次长赵镇签字，“满蒙新五路”已经获得了四路。张作霖在关键时刻的合作态度，使田中觉得还可以继续利用，并不想放弃他。

二、欧美各国对日本要进行武力干涉都表示反对，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态度还比较强硬。既担心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也没有实力与美英对着干。

三、不仅是各党各派有反对武力干涉的呼声，就是在内阁和军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特别是外务省的老外交官们，对于武力干涉的强硬政策，一直表示反对。

该行动的时刻，却在嘴皮子。心急如焚的河本对村冈嚷道：“司令官，田中已经动摇，敕命不会发了。我们不等命令了，直接干好了。”

“这怎么行！”无敕命擅自出兵，该当何罪？按律至少判刑七年以上！村冈还没有这个胆量，连平时牛皮哄哄、贯于喊打喊杀的参谋长斋藤，也没有这个胆量，望着河本直摇脑袋。

从五月二十日起，由森恪主持，召集相关人员连续开了六天马拉松式的会议进行讨论。终因意见分歧太大，会议没有结果。森恪主张“按既定方针进行”，一再促请田中作出决定。田中思索良久，最后还是没有点头。

犹豫之中，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奉军每天都有部队陆陆续续的退回关外。到了五月下旬，回到关外的部队已经近五万人，黑龙江的上万部队也向沈阳开来协防。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继续执行武力解除奉军武装的原定计划，那日军将面临关内和关外奉军的两面夹击。这样的仗打起来，不仅范围扩大、旷日持久，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无奈之下，只得被迫放弃原定计划。五月三十一日，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下令取消关东军出兵锦州的计划。

关东军摩拳擦掌，兴奋了好一阵，放弃原定计划，一切又都成了泡影。大失所望，斋藤又气又恨地说：“软弱的外交是办不成事的，币原是这样，田中现在也是这样。这样的首相，倒不如撤换掉。”

“还是武藤将军看得准啊！这些政治家、外交家，只会高谈阔论，虚张声势，到了关键时刻，马上就退缩了。”河本被气得暴跳如雷，他对村冈说，“司令官，满蒙问题的解决，现在已经陷入僵局。照此情形，确实已到不采取非常手段的地步了。”

“采取非常手段，”村冈睁大眼睛问，“河本参谋的意思是要挺而走险，无敕命直接出兵？”

“不不，无敕命出兵，早些时间还可以，现在为时太晚了。”

“那你的的意思……”

“除掉张作霖。”河本狠狠地说，“张作霖一垮台，其他所谓的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狲散。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毕竟不过是军阀之流，眼中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群众的福祉。至于其他将领，只不过是由于拜把子的关系而结合起来的一群私党而已。这样的结合，常常是头目一死，就会立即四散，直到第二个头目出现，和土匪是没有两样的。一定要杀死张作霖这个头目，我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杀死张作霖，制造混乱！”村冈动心了。

村冈比武藤小三岁，同为佐贺县人，也是“上原派”的主要骨干，自然对田中没有什么敬意。

“对，若是张作霖死了，整个奉系必乱为一团。我关东军就可借维持治安之名，即使没有敕命，也可应之名急强行出兵，满洲问题也就解决了。”

“嗯，不错。杀死张作霖，打乱奉军的指挥系统，奉军即无作战之力，那么……”村冈点头了。

高级将领会议后，六月二日，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六月三日，在军乐吹奏声中，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炸。身负重伤的张作霖，抬回大帅府后，于九时三十分丧命。

但是，河本所预想的局面没有出现。奉系没有发生混乱。张作霖手下当政的几个头头也并不是草包，他们心知肚明，为了防止日本人乘机作乱，决定秘不发丧。几天后，张学良从河北滦州秘密回到沈阳。张作霖的丧事办完后，张学良名正言顺地继承父业，成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

根据爆炸现场勘查：铁路吊桥已经扭曲变形；桥上的铁轨和护路板被炸飞了几十米；十几米宽的水泥桥墩也炸掉了一半；列车第九至第十二节车箱被炸毁；其中张作霖乘座的第十节车箱，箱体被完全摧毁，只剩底盘。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只能是预先放置的炸药，而且需要炸药的重量应该上百公斤。控制爆炸的时间十分准确，应该是用电流控制起爆的。

布置之周密，技术之精巧，用药之多，可见，此事件是既有专门技术人员，又有搬运人员参与。爆炸发生在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三洞桥（铁路立交桥），是日本守备队的警戒区。以守备队平日戒备之严，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活动岂有不被发现之理？

张作霖是日本及各列强承认的中国国家元首，他被炸死，是一桩国际大事件。如果是被日本人所炸死，也就意味着日本采取卑劣的手段向中国宣战。意味着中日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事态十分严重。

虽然各方面都把怀疑的目光转到关东军身上，但关东军却矢口否认杀害张作霖，向陆军中央报告自己毫不知情。六月十二日，日本陆军中央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公布调查结果，并且质疑爆炸是南方革命军便衣队所为，声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不过，说谎是政治、外交的常用手段，这样的说辞没有什么人相信，各方的调查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金风送爽的十月，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马上就要进入不惑之年的石原莞尔，肩上扛着刚刚挂上的二杠二星的中佐肩章，离开了陆军大学的讲台，奉命调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任主任参谋(作战参谋)。

石原于一八**年出生于东北部的山形县鹤冈市，十三岁就进入仙台地方幼年军校。石原跳完了日本陆军绝大多数高级军官必经的“三步曲”，一九一八年底，以第二名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获天皇钦赐军刀。

石原的父亲石原启介是个警察，曾任过埼玉县饭能市警察署署长。作为准军人的警察，并且是有一官半职的警察，在乡村中还是有些权势，颇受乡民敬畏。也许是受此影响，石原自幼向往军人生活，完完整整地接受了全部从初级到高级的系统军事教育。在长期的军事教育之下，崇尚武力，渴望战争，是很自然的事。他以多次发动战争，称霸欧洲的拿破仑作为自己的偶像，幻想着有一天在战场上指挥百万大军，为日本立下不朽之功。

也许是由于出生于偏僻穷荒的山形县，加上从小就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石原养成了不惧艰险、不畏权势、颐指气使、粗野无理、为人狷倨、狂妄自大的另类性格，人们很难与他交往，对他是敬而远之。不过他长相并不恶：阔嘴厚唇、双眼细长、脑袋稍大、身材适中，初次见面给人的印象还不错。他博览群书、头脑机敏、讲究谋略、才华出众，对战争史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与一般人不同。在陆军大学时就常为同学所折服，被少壮军官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出类跋萃的人物”。

按照日本陆军培养军官的惯例，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学员，在原部队干一阵子后，都会陆续调到陆军“中央三官衙”（陆军省、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任职，或担任省部课员，或在陆军所属于学校教官。然后再按各人在学生时代攻读外国语种，先后派到各国去研究进修并担任情报调查工作两年。

石原成绩优异，调到陆军中央，常例本应是到陆军的核心—参谋本部作战部。但他行为举止比较另类，人际关系实在太差，被派在陆军训练总部搞训练纲要和操典(校对稿子)。一九二○年四月，石原被派到中国武汉任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一年后调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被派到德国留学深造。一九二五年石原回国，继续在陆军大学任少佐教官至今。在他从十三岁少年至今的二十七年中，有近二十年都是在军校度过的，军事理论水平不能说不高。不过，若论实战经验，那他是半点也无。

从马关渡过朝鲜海峡，经朝鲜进入中国。十月金秋时节，高粱红、玉米黄，稻穗千里飘香。辽阔的东北平原一望无际，千亩万亩的庄稼在秋日的阳光下金光灿灿，微风吹拂，泛起层层“波浪”。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纵横，农家屋顶上飘起炊烟袅袅。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还。

这壮观的景象，是日本这个岛国所没有的，使得乘火车前往旅顺报到的石原兴奋不已，更唤起了他在这里施展才华，实现人生报负的勃勃雄心。

踌躅满志的石原来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上任时，距皇姑屯事件仅四个月。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军内政界，上上下下无不在谈论此事。在野的民政党借此机会不断地攻击政友会的田中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厅专门组织了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但石原却毫不在乎，他上任后一个拜访的就是皇姑屯事件的始俑者河本大作。

在河本的家里，两人盘腿对坐在矮几前，河本说：“石原君，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你，只有清茶，很是报歉。”河本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到德国游学一年半，两人在德国就见过面，后来也有过交往。

石原欠欠身：“茶就很好，河本君不必客气。”

河本一身和服，光着头，耷拉着眼皮，精神状态不太好。石原是一身军装，帽子已挂起，也光着头，有神的两眼望着对面的河本。不痛不痒地寒喧几句后，石原开口问道：“河本大佐，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的呢？”

“啊，以石原君之能，不会不知道吧，何必再谈，扫兴得很。”河本摇摇头，不愿多谈。

“那毕竟是道听途说，”石原说，“我并非想使河本君为难，而是想从中得到一些教益。这绝对是我们俩人私人之间的谈话。”

炸死他国元首，无论怎么说也是大罪。事后陆军中央把河本召到东京进行询问，河本坚决否认与自己有关，弄得陆军中央差点相信不是关东军干的事情。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有多人参加的事情，那是瞒不住的，最后河本不得不对陆军的高官说出了真情。即使如此，这种事可不是随便可以对人讲的，但河本对有石原还有着期许。

“唉，此事提起来丧气。也罢，我就告诉你吧。事情是这样的……”河本把事情简单地述说了一遍，然后说，“用中国一句俗话来说，是‘逮不着狐狸惹得一身骚’。本想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全部满蒙问题。但没有想到他们这么能克制，装作不知情，一时也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且本军参谋们也呆板，把本已集结好的一个旅团给解散了，一切都成为一个泡影。”

石原摇着头说：“河本君哪，你的保密工作可真是做到家了。这可不是私人争权夺利，搞些阴谋小动作就行了。这是要动用军队军国大事，连本军的参谋都不知道，司令官和参谋长无法下令，怪不得会失败！”

俩人虽早已相识，有过交往。但两个人的性格相冲，交往并不深。河本无论从年纪、资历、职位、官阶都要高出石原一头，而且现在还算是石原的顶头上司。要是在平时，听到石原用这种口吻说话，早就发火了。（*日本人称君很复杂，要视年纪、资历、职位、亲近程度、场合等情况。）但此时，他无心计较这些。从国内来调查人员才刚走，外面传言他河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命运如何尚未可知。再说对于石原的另类性格，他也是了解的。长叹一声：“唉，别提了，别提了。”河本摆摆手说，“总之，任何事情我一个人承担罢了，牵涉他人无益。”

沉默了片刻，俩人端起杯子啜了一口茶。双手捧着茶杯，石原说：“坦率地讲，我认为河本君的计划没有什么错，我的看法也是与河本君一样。满蒙是日本的重要生命线，依靠政府的软弱外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用武力才能解决。”

“我很高兴石原君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河本抬起双眼，望着石原说，“但事情已弄成这样了，石原君有什么卓见呢？”

“我想武力解决是肯定的，”石原说，“但是如何使用武力，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从开始到发生情况应急，包括如何占领沈阳，如何消灭敌军，如何阻止敌军增援等等。这个计划，不仅要让本军的参谋知道，还要参与。当然，司令官和参谋长肯定要包括的。否则一旦有事，无法协调行动，那就会失败。”

“是啊，是啊。”河本点点头说，“现在来检讨，当时确实太仓促了一些，没有周密地计划好，弄成今天的局面，真是痛心。”

“我想，仅仅是本军有计划也还是不够的。”　放下茶杯，石原指着河本说，“就算是本军行动了，但面对几十万敌军能有取胜的把握吗？如果战争相持，军部中央没有增援，反而下达一个停止或撤退的命令，怎么办？听还是不听？那时后果就更严重了。”

“说的是。”河本当时还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想把局面搞乱。他认为只要趁乱出兵动武，一旦打起来了，军部中央决不会坐视不管，派兵增援是很自然的事。

“就算是军部中央想增援，那也还得内阁点头，上奏天皇。再说，能肯定军部中央的意见会一致吗？”

“唉，为了解决满蒙问题，就是获咎革职，判刑入狱，我也毫无怨言。我个人倒没有什么，生死荣辱我都不在乎了，只是误了国家的大事。”河本叹息道。

“不管怎么说，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虽然没有成功，但事情也并非总是能以成败论来英雄的，河本君的为国精神为帝国军人所敬佩，也留下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说得倒是漂亮，苦笑一下，河本说：“多谢石原君的赞扬。”

“不管怎么样，满蒙对于日本帝国的重要性是不变的，“石原把话题转回，”关东军处于满洲，负有维护帝国在满洲利益的责任，该干的事还是要干的，这是谁也阻拦不了的。事关日本帝国的千秋大业，作为日本皇军，自然是义不容辞的，否则要你我这等帝国军人何用？”

“此话说得好。”河本点头说，“看目前情况，无论如何，我受处分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不上军事法庭判刑，恐怕也不可能在军队继续干下去了。石原君，虽然我们过去并无深交，但志向相同，应该说是神交至深吧。你的才华我是知道的，青年军官对你敬佩得很。对于你调来关东军，军部中央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是十分赞同的。关东军十分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材，希望你能在满蒙问题上，为帝国施展你的才华，我一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

“承蒙夸赞，我到满洲来并不想虚度年华，也不想升官发财，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这我相信。”河本点点头，笑着问道，“听说石原君曾发誓，一定要在任期内完全解决满蒙问题？”

石原自负地回答道：“是的，我发过誓，而且要从根本上完全解决。”

“好哇，石原君，有志气！”河本微笑地竖起大拇指。

“还望得到河本君的帮助。”

“我一定尽力。真心希望石原君在满洲为帝国建功立业，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咧嘴一笑，石原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应当尽快地讨论我军的作战计划，有了计划，才好行动，你看如何？”

“很好，我俩向参谋长提出这个建议吧！”

讨论关东军的作战计划，这是参谋人员的本分，参谋长没有不同意的。作战计划的制定并不难，难的是以什么作为计划的立足点，即对“满蒙”采取什么方针策略。

在这次参谋会议上，河本很自觉地退到一边。石原作为作战参谋，唱起了主角。他把出席会议的参谋们视为陆军大学听他讲课的学员侃侃而谈，大讲他的战争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规模宏大，听起来吓人，看起来可怕，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欧洲诸民族的最后决战，还不足称之为世界大战。只有下次世界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大家只要认真考察一下文化史，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关于下次大战发生的契机，大体上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日本完全占据东洋文明中心地位。第二、美国完全占据西洋文明中心地位。第三、飞机能不着陆地绕地球飞行一周。”（*直到一九四九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空中进行了四次加油，才完成了不着陆地绕地球飞行一周这一壮举。）

何以见得！看着大家你望我，我望你不解的神色，石原解释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东方诸国中，成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国力最强的国家。随着历史的进程，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更弱。在日本全体国民的努力之下，日本终将完全占据东方文明的中心地位。美国虽然建国仅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国民富于开拓精神，广纳英才，工业化程度逐渐超过了欧洲诸国。凭其经济实力，终将完全占据西方文明中心地位。更由于飞机能不着陆地绕地球飞行一周，海洋已不再是屏障，距离缩短了，突然性更强了。双方的利害关系冲突加剧，矛盾也将愈加尖锐化、直接化了。因此，日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东西方之战，也就是日美之战。”

日美必有一战，这个观点二十年前就形成了。对于日本军人来说，那是老调重弹，并不新鲜。对于大战发生的三个条件，众人觉得这种推论十分牵强，但似乎又有些道理。

石原继续说：“对于未来的战争，任何分析、结论都是预测性的。从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战争的类型有两种。”他举起两根手指说，“一种是决战性的战争，一种是持久性的战争。决战性的战争以武力作为一根本，财政外交等具有第二层次的价值。这类战争的目标和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先前的目标在于歼灭敌方的军队，而随之而来的目标则是敌方的全体国民。持久性的战争则不同，它降低了武力的价值，财政、外交等方面的价值日益提高。这种战争表现为作战地域广、持续时间长。从战争的形态而言，战争的形态由点、线、面、体的顺序发展。由于战争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战争，是以飞机为毁灭性武器的立体战争。那么，日美之间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总体的国力战。”

现代战争就是全民族的战争，总体战就是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的战争。总体战的思想和观点是各国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总结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的，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将这一些思想和观点进行理论化，他在《鲁登道夫的个人故事》、《大战回忆录》、《总参谋部及其问题》等书中，提出了总体战的主张。（*后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于一九三五年出版《总体战》）石原在德国留学近三年，自然受到总体战思想的影响。不过，总体战思想是目前最时髦的军事观点，日本陆军的中高级军官对它也不陌生，甚至还有人比石原研究得更深。

“是不是扯得太远了，石原参谋。”新任参谋长三宅光治有些不耐烦地打断石原的话，说，“从世界军事战略来说，我很佩服你对于未来的战争所作出的大胆的推论，但是我们关东军驻扎在满洲，关切的是满蒙问题。也就是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是满蒙，而不是遥远未来的日美战争。”

三宅比石原早来两个月，他认为要达到石原所设想大战发生的三个条件，那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到那时候，他们这些人，不要说早已老迈不在军中，多数人都已经死了。

“将军，这是一个密切联系的问题。”石原自信地说，“大家都知道，满蒙地区对于我日本帝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对于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日本来说，既是经济发展不可少的原料供应地，又是向外扩展生存空间的桥头堡。若我们不能控制满蒙，那么日本将会困于狭小的国土之中，失去生命的活力，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由于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力，满洲的反日排日运动日趋严重。居留地以外根本无人身安全可言，妇女儿童在街上常遇到中国人用石子、瓦片的袭击，每每忧心忡忡。英美等国的势力借机北上出关，日本帝国在满蒙的利益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张学良易帜、中国统一已成定局，现在政府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暴戾、腐朽的张学良政权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这有什么用呢？”石原摊开双手说，“费尽心机争来的那一点蝇头小利，根本不能满足日本帝国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用武力占领满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是为了将来的日美之战所需。”

三宅扭头望了望河本，心中暗道：“这就是你称赞的石原，我以为有什么高招，说了半天还是老一套，这些谁不知道呢？他到这里才几天，无非是道听途说，想在这出点风头罢了。”

身材魁梧的大尉参谋片仓衷问道：“为了日本帝国发展，必须以武力占领满蒙，这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但是，这很可能引发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石原主任对此怎么看呢？”

“一旦发生日中全面战争，干脆连中国本部的重要地区也占据归我所有。”石原坚定地握住双拳说，“只有这样，才能排除种种障碍，反日排日的运动自然会平息，新的日中关系将会强制性的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对满蒙进行决战性的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才能与美国在将来进行持久战。”

另一个大尉参谋佐久间亮三问道：“石原主任的意思是使满蒙象朝鲜一样归我国版图吗？”

“虽然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也差不多。”

片仓又问道：“石原主任，这个想法也是很多人共有的，但如何占领满蒙？敌众我寡，以我们关东军的地位，应采取什么策略呢？”

“是啊，并收满蒙，在座的可能都有这个想法，”三宅说，“关东军的责任是维护帝国满洲的权益，兵力是用于警备。如果要占领满蒙，我们关东军应该如何做。”

其实，关东军以前制定过占领沈阳的方案：一旦发生日中军事冲突，将兵力集中于沈阳；如果有困难，就将兵力集中于浑河以北地区；如果再有困难，就将兵力集中于浑河以南地区。

“这算什么方案？空洞无物，似是而非的东西！”石原看了以后嗤之以鼻，“　要解决“满蒙”问题，那就必须占领沈阳！”

石原说：“从军事上看，张学良的军队有三十余万，仅在沈阳附近就有部队五、六万，还拥有飞机、坦克、兵工厂。而我关东军仅万余人，分布在铁路沿线，一无飞机二无坦克，炮兵、工兵微乎其微，若摆开作战，其结果不用我说了。因此，我认为要‘以寡制众’才能有效。”

“以寡制众！”众人一震。一向听说是“以众制寡”，以“寡”何以“众”！

“是的，以寡制众，中心突破。”石原肯定地说，“沈阳是张学良政权在满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我们必须先占领沈阳，推翻其首脑机关，使其无首自乱。然后，利用我们的铁路保持机动性，分割歼灭敌人，保持局部的优势，以强制弱，一举摧枯拉朽地荡平整个满洲！”

“好，以寡制众，中心突破，有气魄！”石原大胆而又有创见的发言，使在座的参谋们立即活跃起来了。按照石原的思路，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讨论。

“要占领沈阳，推翻其首脑机关，使其无首自乱，那就首先要攻击北大营的第七旅，占领北大营。不把第七旅解决掉，占领沈阳城也就没有多少意义。”

“对，张学良的军队中，第七旅的战斗力最强，把他打垮了，其他部队就好办了。”

“最好能在长春、吉林、铁岭、四平等地同时动手时，使他们无法支援。”

“无论如何，必须速战速决，一旦形成相持之势，那就麻烦了。”

“对，必须在两、三天之内把沈阳周围的中国军队消灭。”

“那就必须要实行突袭，迅猛地突袭。”

……

一番争论后，最后达成的共识是：万一发生事端，关东军要闪电般地歼灭沈阳附近的中国军队，推翻其政权，进而逐步推进占领整个东北。”

“所谓闪电般地，”大尉参谋今田新太郎还得颇为意洋洋地解释道，“就是要先发制人的进攻。”

石原点点头，补充道：“先发制人的突然进攻，记住，突然是闪电般进攻的精髓。”

但是，说和做是两回事，开会时讨论得热火朝天，由于司令官和参谋长自身都有麻烦，对此并不上心，会后也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天随着石原战争史观的侃侃而谈过去了，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也随着他武力占领满蒙的叫喊流逝。除了在大会小会上获得一些掌声和喝采外，石原没有获得什么进展。斋藤调走了，三宅参谋长对他既嫉妒又反感，连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

石原常常站在大海边，望着远处飞翔的海鸥、隐隐约约的军舰，自叹命运不济：已经四十岁了，仍然一事无成，难道就这样磋跎岁月？难道自己满腹才华真的无处施展？

正当石原十分苦脑之时，传来了阪垣征四郎接替河本大作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