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浊浪翻滚（上）

就在若槻内阁成立的这一天，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交谈中，得知中国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程序。中国国民政府计划分五个阶段，对以往不平等条约进行废除和改定：第一阶段收回关税自主权。第二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三阶段收回租界。第四阶段收回租借地（包括旅顺、大连）。第五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权和沿海航运权（包括南满铁路）。如果与各国的交涉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中国将单方面废除条约，断然收回一切权利。

王正廷，字儒堂，四十九岁，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堂，一九一○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国。王正廷民国后在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都任过外交要职，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王正廷接替因“济南惨案”而辞职的黄郛，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条约委员会会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统一宣言》。同日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即废约宣言）：“国民政府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新国家，以谋国民之自由福利，以图国际之平等和平。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当今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实行重订新约，以期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国民政府深信一切国际间束缚解除之后，中国与各友邦物质上精神上互相援助，必能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王正廷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名义宣布了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三项原则：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定新约；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定之；旧约满期而新约未定者，另定临时办法而处理一切。

实际上，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后，至一九二八年年底，与中国有商贸关系的主要国家，均与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日本最初只是默认，至一九三○年五月六日才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也正在交涉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关税自主也罢，治外法权也罢，这些都还好说，有得商量。至于“满蒙权益”，特别是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那就对不起了，没得商量！从日本的高官、企业、党派、军人到一般平民百姓，大多认为这是日本人流血牺牲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在心里早就视为日本的财产，从来就没有想到还要归还。日本还在想着怎么扩大权益“满蒙权益”之时，中国竟然要强行收回！

重光葵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国，向外务省作了报告。再次出任外相的币原，也感到此事重大，向首相汇报的同时，将情况向陆军和海军作了通报。

当外务省的通报到达关东军时，石原惊跳起来，叫道：“中国竟敢如此！”

根据一**六年清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和一**八年清俄《旅大租地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含南满铁路支线）清俄合资，由俄国管理经营，期限为八十年，但通车三十六年后清政府可出价收回。旅大租借期限是二十五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

根据一九○五年清日《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规定，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安奉铁路经营至一九二三年，届期估价卖给中国。因此，旅大的租借期、安奉铁路的经营期都在一九二三年到期，南满铁路到一九三九年中国可出价收回。

但是，根据日本与袁世凯政府一九一五年签订的《民四条约》，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这样，旅大的租借期满是一九九七年，南满铁路交还期是二○○二年，安奉铁路的经营期满是二○○七年。原南满铁路通车后三十六年出价收回的约定，“毋庸置议”。

对于武力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袁世凯之后历届政府都不敢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一九二二年七月，辽宁各界人士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向全国和北京政府发出收回旅大的呼吁，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同年十月三十日，二十一名国会议员联名向众议院提出宣告《民四条约》无效案，该案于十一月一日由众议院一致通过，移交参议院议决。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参议院也一致通过此案，并责成北京政府与日本进行交涉。

三月十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中日条约及换文，本国舆论始终反对，本国政府迭次在巴黎、华盛顿会议提出此案，要求取消，原以全国民意为根据。兹本国国会议决，所有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已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并撤回所有保留各项外，应即全部废止，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关于民国四年中日条约及换文作废后之各项问题。”

被日本视为生命线的“满蒙权益”，岂能放弃！三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复照：“……此实出于日本政府之意外，且颇为遗憾；贵国政府欲将两国间有效存在之条约及换文，任意废弃，不但非所以谋中日两国国民亲善之道，且有背于国际通义，此日本政府断难承认者也。”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与巴黎和会相比，虽然有些进展，但不平等条约仍未被废除，中国民众大失所望。《民四条约》是中国的一个痛，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已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要求。日本拒绝中国的要求，也就激怒了全中国人。三月十七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三月二十四日，由上海几十个团体组成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通电全国：“收回旅大，并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在未达目的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什么是对日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对此解释道：“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

对日经济绝交从一九二三年四月正式实行，宣布在商品、金融、交通等方面不与日人合作。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一时间全国各地“经济绝交”的呼声四起，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

这一招还是蛮狠的，在五个月时间，使得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下降了近30％。如果继续下去，那不仅是日本对华出口贸易受损，日本在中国的各种企业都会很难过。因此，各地冲突不断爆发，时有流血事件发生。

在吵闹抗争之中，九月一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八级地震使十四万多人丧生，二十多万人受伤，东京85%的房屋毁于一旦，横滨96%的房屋被夷为平地，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一贯喜欢对外人以德报怨显示伟大爱心的中国人，没有趁你病要你命，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听别人有灾难，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同情心立刻泛滥起来了。一时间，全国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勒紧裤腰带，积极捐钱捐物援助受灾的日本，以彰显中国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以心度心，企望日本能对中国的善意有所回报。这样一来，“经济绝交”自然也就终止了。

但日本并没有被中国人的“博大胸怀”所感动，中国除了得到几声感谢之外，别的一无所获！在大地震中，日本军警和极端暴力分子不仅趁机屠杀朝鲜人，日本左翼人士，而且也屠杀中国劳工。更令人气愤的是：杀害中国劳工的凶手，因为他们是“出于爱国之心的误杀”，没有一个人被判坐牢。

现在，中国国民政府“革命的外交”态度强硬，甚至不惜单方面废除条约。

上个月石原才刚刚精心泡制出一份《为解决满蒙问题的作战大纲》，信心十足地提出：“由于汉民族无力亲自维持治安，日本军应占领满蒙，并在政治上指导中国本土。”中国“革命的外交”政策，简直就是当头给了他一棒。

“阪垣君，日本帝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了。”

“是的，”阪垣阴沉着脸说，“解决满蒙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石原君，还记得多年前山县元帅对此说过的话吗？”

“记得，印象深刻。”石原点头说，“不得不承认，山县元帅确实眼光远大，早就看到了这一问题。”

山县有朋一九○九年在他的《对清政策》中就提到：“辽东半岛，应建立永久为我帝国领土之确乎不拔基础，此已不容置疑。若存有到期归还中国之意，则不如早日予以放弃为上。盖此半岛之地，为耗去二十亿资财，伤亡二十万生命所获得。若到期尚未确实成为我之纯粹附属地区而予以归还，则不仅对前人及后代为莫大之耻辱，亦有何面目见两次战役之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于地下。此余之所以常抱深忧，而敢于草此卑见，幸诸君谅之。”

阪垣晃着手中的通报，说：“如果这些成为事实，日本必然是全面撤退，到那时，我们真是有何面目见两次战役之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于地下？”

“由此可见，是进还是退，现在日本必须作出选择了！”

夜已经很深了，海浪拍岸的声音隐隐传来，这是一个平和安详的夜晚。但石原无法入睡，他在思索着：“中国现在正进行恢复国权的民族运动，有广泛人民支持，这一运动必将获得成功，而张学良正依仗这一运动为后盾进行排日。而苏联的一个五年计划，亦在顺利进行，当他国力充实时，军备则必然增强。不久的将来，日本将面对这个强大的敌国。为了在中国真正统一之前，立即将满蒙形成某种特殊局面，造成对苏俄赤色势力即将南下的防波堤，必须在最近以武力占据满蒙。

武力占据满蒙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国际联盟的干涉，而且未来的日美战争，必然也是因日中冲突面引起，但纵观日美综合国力，在二十年内须设法予以避免。日美战争必将发生，但就日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是建设、巩固、利用好满洲基地。

满洲决不能丢，后退是日本的死路，也是我个人军事生命的终结。没有其它的选择，必须实行武力占领，而且要快。”

石原提起笔，在纸上疾书，一直到东方发白。

以武力占领“满蒙”，必须要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关东军在按计划备战的同时，与关东厅、满铁合作，首先统一日本侨民舆论，然后煽动国内舆论。

一九三一年初，“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关东军司令部进行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他所谓的“科学”，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满洲置于日本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

三月，前满铁副总裁、满铁情报调查机构创始人、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印发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他在其中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三月底，板垣与永田、冈村等人制止了“三月事变”后回到旅顺。他以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份，对从日本国内来视察的各兵种学校的教官们，发表题为《从军事上看满蒙问题》的演讲。他的论点是：日本帝国的使命是为了维持东洋永久和平和世界和平，日本必须掌握着满蒙这个关键的战略据点。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五月下旬，阪垣完成了《对满蒙问题的处理意见》，他在部队长会议上作演讲时宣称：“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占领满蒙，变满蒙为日本领土，是当前的急务”。

几乎在同时，石原的《关于满蒙问题的个人意见》完稿，他四处演讲，宣称：“……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么？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作为反对俄国之东洋保护者，为使国防安定，应刻骨铭心，不忘满蒙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将满蒙作为我之领土以外，当绝无他途。”

甚至连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看了新调来的第二师团演习后，在作训示时，也强调：“当前是日中抗争时期，各国势力的渗透也很明显。所以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需要举国一致的当机立断。”

这些论点、看法经整理后，六月初，作为关东军正式意见上报陆军中央。他们鼓动说：“在确定战争计划时，不在于动机，只要决定时间，按以前日韩合并的要领，向中外宣布日满合并就行了。如果国家的情况难以做到这一点，那就可能靠谋略制造机会，军部主动地迫使国家实行。”

陆军中央的两个首脑是大分县同乡，而且又都是由宇垣扶持提拔起来的人。一年前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南次郎，比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小一岁。一九三○年二月，铃木庄六年满六十五岁编入后备役，金谷接替参谋总长之职。两个月后，由陆军三长官会议举荐，南次郎出任若槻内阁的陆相。

若槻内阁喊着“继承浜口内阁政策，完成浜口遗志”的口号，继续原来紧缩财政计划。一九三○年财政支出预算为十六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减少10％左右，但仍然出现了赤字。因此，一九三一年的财政支出预算计划比上一年再紧缩8％。财政支出预算减少，直接军费预算自然也将减少。

“政府要再紧缩预算，”南次郎与金谷商量，“我们陆军看来也不得不作缩减。”

“我们计算过。金谷说，“考虑到航空、野炮、装甲等新式部队的装备还要加强，这样的话，大概要缩减两个师团。日中关系处于紧张恶化之中，不能扩充军备，反而要缩减军队，这对国防伤害极大。”

“缩减两个师团呀，”南次郞喃喃地说，“在满洲局势很不乐观情况下，这样的幅度是大了一些，好在现在俄国还不会对我国发动战争。在财政紧缩之下，减少军费支出，恐怕我们也不得不为之。”

“日俄之间不会有战争的判断，参谋本部的同僚不敢苟同。”金谷摇着头说，“近期内也许日俄之间不会有战争，但决不能说俄国不会对我国发动战争。如果因为财政困难，经过了五、六年的改善和充实，军备仍然赶不上俄国，那就很成问题了。特别考虑到满洲局势，日中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俄国就有可能乘机行事。我认为，陆军绝不能缩减了。”

参谋本部就一个意思，强调俄国的威胁，充实陆军的军备。如果说日俄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政府岂不是正好有理由缩减陆军军费？但如果说日俄之间会发生战争，又没有什么根据。因此只能推测，日中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可能会引发日俄战争。日中近期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日本将采取什么对策，这要根据对目前形势的判断，以及预测形势的发展变化，由军事参议官，各部局进行充分讨论才能作出结论。

由参谋本部情报部秘密进行研究的《一九三一年度情势判断》，已经正式制定出来了。结论是：在中国反日、排日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满蒙问题”无法从政治、外交上解决，只能通过武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解决方法将分三步：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取代张学良政权。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亲日政权。第三步是武力占领满蒙。

《情势判断》还提出：“满洲不可不处理，政府若不遵从军方的意见，就要下决心坚决地进行处置。”对于这个代表着陆军中坚蛮横的意见，有反政府的意味，陆相、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居然予以认同。为了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专门设置了一个由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合组成秘密的核心会议。它以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为委员长，动员编制课课长山胁久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课长冈村宁次五位大佐为委员。为了不泄密，他们在省部以外的地方秘密聚会。几经讨论、反复磋商，花费了一周的时间，终于在六月十九日完成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一、为缓和满洲张学良政权的排日运动，在努力与外务当局取得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使其实现。对此关东军之行动各须慎重。

二、虽经以上努力，而排日行动仍有发展时，最终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

三、解决满洲问题，必须得到国内外的理解。因此，陆军大臣应通过内阁会议，努力使各大臣知悉当地情况。

四、应使全体国民特别是新闻界知悉满洲实情。此项事务主要由军务局负责，情报部予以协助。

五、军务局与情报部，要和外务省的有关局、课取得密切联系，使有关各国了解满洲排日行动之情况。万一发展到需采取军事行动时，使各国对日本的决心予以谅解，不致产生反对和干涉。为此要订出预案，并经批准以便实施。

六、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时，所需要何种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联系后，定出计划报上级批准。

七、为求得国内外对此施策的理解，并得以顺利实施，从现在起至明年春天，约需一年之时间。

八、应使关东军领会中央之方针，在未来一年内隐忍持重，避免由于排日行动而发生纷争。万一发生时，应努力不使事件的范围扩大，限于局部处理。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诸位辛苦了。”建川笑呵呵地说，“我敢说，我们已经尽了努力。但是，我们的军中同僚是否满意，我就不敢说了。特别是关东军，我想他们恐怕是不会满意的。”

按照这个大纲，即使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话，至少也要在一九三二年夏季以后。而且，行动的决定权在军部中央。

“建川部长说的是，”“永田认真地说，“关东军估计不会满意，至少石原这个家伙是不会满意的。”

“他当然不会满意，我差不多可以想象石原看到大纲时会有什么表情。”冈村拍拍脑袋，学着石原的口气，“唉，军部中央的这帮官僚，只会夸夸其谈，什么时候才能务实啊！”

“哈哈哈，这个石原呀，真不知怎么说他才好！”

“石原还真是个人才，精力充沛。不仅在司令部的本职工作干得不错，在引导在满侨民舆论方面，也相当出色。据说，有不少青年军官和侨民对他还很崇拜。”重藤是中国课课长，特别关注中国的情况。

永田说：“在舆论引导方面，不仅是石原和板垣两人配合，做得相当不错。而且，包括司令官在内，整个关东军，连同满铁在这方面都做得相当好。”

“是啊，在满侨民的呼声很大。”建川很满意地说，“现在政府软弱外交受到各方猛烈的批评，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关东军和满铁的舆论引导下，满洲青年联盟等右翼团体与之相互呼应，频频举行各种会议，宣传日本侨民的“危险性”，叫喊要用最强硬的手段来保护日本在中国的权益。

这些舆论冲击着币原的外交政策，在五十九届国会上，币原批评日本侨民说：“一面徒然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一面对政府一味依赖，这是满蒙形势不佳的原因。”

币原的话引起满洲青年联盟极大的反感和愤慨，他们立即组织了一个“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发表声明：“我们不依靠政府，为自主独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

满洲青年联盟还印发了一万册《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散发。宣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发展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因此，日本的特殊权利，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向世界各国声明，当然更可以向中国提出。从政治上或超政治上都有这样做的根据和理由。在全部既得利益即将废于一旦的今天，我们要奋起促使九千万同胞猛省。（*九千万包括台湾和朝鲜）

六月中旬，满洲青年联盟在大连召开“打开困难局面问题大会”。为了制造紧张气氛，以便于军方武力解决，他们向旅顺、鞍山、四平、沈阳等地派出演说队，进行巡回演讲。向侨民宣传：必须把满蒙特殊权益，当作生存权来加以保卫。

同时，在关东军特务机关、满铁调查局及其他右翼团体的策划、鼓动和资助下，为了督促“在火山口上悠闲跳舞”的政府和国民，“满洲青年联盟”决定向日本国内派出演说团，以“唤起国内舆论”。带着“死守现有条约、确保帝国生命线”的声明书，演说团回到日本，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演说。

经过两年的工作，现在国内国外、军队民间，舆论已经统一。也就是：“军事占领满蒙，一举解决全部问题。”而且关东军的军事计划已经完成，与军部中央的勾通也很顺达。石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动手采取军事行动，时间定在九月底。石原现在考虑的，是寻找一个最佳的动手借口。

可是，三宅参谋长从东京带回《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精神，给磨拳擦掌、正要大干一场的石原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中央是怎么一回事呀，”石原果然如永田他们所预料的一样，怒叫了起来，“采取军事行动要报上级批准！这帮官僚，能不能务实一些，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夸夸其谈！关东军在满洲，情况比中央更了解。中央应该尊重一线部队的主动权，在紧急时刻，关东军有权采取断然行动。”

天气虽然还不算十分炎热，但石原火气大，丝毫不顾礼貌，在三宅面前把衬衣的扣子全部解开，一手扠着腰，一手挥舞，继续嚷道：“隐忍持重！还要忍到什么时候？现在不仅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在满洲的日本人还惨遭杀害。国民信任国军，但我们只会这样隐忍吗？”

三宅性情温和，而且已经习惯了石原这个异类，倒也没有特别不满。他纠正石原说：“在万宝山被杀的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

“日朝合并后，朝鲜人也就是日本人。”石原争了一句，然后说，“要说时机，万宝山事件就是一个动手的绝好时机。”

万宝山村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村屯，位于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为长春县三区区公所的驻地。四月初，长春“私立长农稻田公司”的老板郝永德，用公司名义租得万宝山村附近的荒地五百垧（换算标准各地不一，东北地区每垧约十五亩）。租地契约草签后，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土地转租给李升熏等朝鲜侨民耕种。

四月下旬，李升薰带着四十户、近二百名朝鲜侨民到来，开始搭建茅舍、开荒垦地，计划在此建一个水稻农场。将五百垧旱地改为水田需要水，他们准备从十多公里之外的伊通河引水。此工程要在“马家哨口”砌坝截流，修筑一条全长十公里的灌溉水渠。但是，砌坝截流后，伊通河上游两岸洼地的二千余垧良田，在汛期将被淹没。而且横贯在伊通河中的拦水坝会使来往船只受阻，影响农业和交通。同时，当地地主的熟地也会被渠道占据。但朝鲜侨民不管不顾，未经当地地主同意，就祭拜河神，破土动工。

当地地主多次劝阻无效，便上告到长春县政府。县政府久不处理，地主又上告长春市政筹备处、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早有明令规定：“凡雇佣朝鲜人十人上未满二十人者，须经县政府批准；超过二十人以上者，须经省政府批准。”因此，吉林省政府作出批示：“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前往劝止，令朝侨出境。”同时，下令出租土地的当事人解除契约关系。

但是，郝永德和县长、区长都有关系，还自恃与有日本人撑腰，命令阳奉阴违，拖延不办。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县公安局长奉令带警察前往劝止，并扣留了几个领头的人。面对中国警察，朝鲜侨民也不敢硬干，当天就撤走了一百多人。剩下的人也签了具结书，表示愿意停工撤走，事情眼看就这样结束了。

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只不过是擅自转租土地所引起的问题。但是，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朝鲜侨民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朝鲜原是中国的属国，两国明朝以后，鸭绿江和图们江为边界。但由于地处僻荒、人烟稀少，双方并没有仔细勘测过边界。一七一二年，清朝打牲乌拉府总管穆克登率中朝官员登长白山勘界，在两江分水岭上立了一块简陋的石碑，标明“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图们）”。两国边界一经确定，在此后一百六十八年的时间中，都没有什么问题。

满清政府对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但也有朝鲜人为了生计冒险越境进入中国，私自开荒垦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北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大批灾民外逃求生。灾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进入中国后，大多定居在两江的北岸地区。东北地广人稀，朝鲜侨民的到来，使人口增加，耕地增加，粮食增产。因此，最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对朝鲜侨民都是持欢迎态度。

清朝末期，东北危机日益严重，为巩固挽救危亡，清政府决定废除封禁，移民实边。这一政策使越境垦荒公开化、合法化，朝鲜人开始成群结队移民中国，数量大增。东北土地肥沃，朝鲜侨民多以农业为生，或租种中国地主的土地，或开垦荒地。为了管理朝鲜侨民和垦地，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缔结《吉韩通商章程》，专设了“越垦局”，并“划图们江北沿岸为韩民专垦之区”（越江垦种区）。

随着朝鲜侨民的增加，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为了长期居留，合法拥有土地所有权，朝鲜方面开始提出了领土要求，声称：两国边界应是鸭绿江和土门江，土门江并不是后来的图们江，而是海兰江。图们江是豆满江，因此豆满江至土门江地区是朝鲜领土。（海兰江上游与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相通。）

既然已经作了勘察，应该有图本和记载，只要拿出来就可以封住朝鲜人的嘴。但是，因为“远年档案久已霉烂无存”，清政府拿不出证据。为此，双方进行了两次勘界，举行了多次谈判，反反复复，但都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甲午之后，朝鲜获得了“独立”。一九○四年，朝鲜官员旧事重提，行文清政府越垦局，把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称之为“间岛”，说“此土介于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韩民垦种。”

在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后，日本就插手其中，声称中朝国界未清、“间岛”归属未定。并且将“间岛”扩展为海兰江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延边大部地区，打着保护朝鲜侨民的旗号，在该地区设置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

一九○九年九月，中日签订《图们江清韩界务条款》。此中规定：“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国境；所有图们江北杂居区域内韩民之地产房屋等，由清国政府与清国国民一样切实保护”。

日本呑并朝鲜后，大肆侵呑土地。朝鲜几乎没有工业，失地的朝鲜人连进厂当工人都不行，许多人因此被迫进入中国求生。加上不愿意作亡国奴，因反抗日本侵略而受迫害的进入中国的，以及日本鼓励朝鲜人进入中国拓殖，到一九三○年，在东北的朝鲜人达到一百三十万左右。在图们江北岸的延边地区，朝鲜侨民估计近三十万，远远超过了汉族人和满族人，已经占有绝对优势。

清政府没有什么“国籍法”，对朝鲜侨民管理方法很简单，只要是“剃发易服”者，就视为清国臣民，拥有土地所有权，“领照纳租”，编入华籍。但是，朝鲜人的民族观念很强，不愿背叛祖先，愿意以剃发易服换取土地所有权的人很少。朝鲜人在中国开垦土地，长期居留，但又不愿意归化入籍。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了。于是，清政府采取了劝诱、强制的办法，使朝鲜侨民归化入籍。而且在官府明的暗的支持下，有的汉人抢夺朝鲜侨民开垦的土地，迫使朝鲜侨民沦为汉人地主的佃农。

既不肯剃发易服归化入籍，更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为此，他们想出一种“佃民制”的办法。就是由已归化的侨民办理土地执照，是名义上的地主。出资办照的侨民是真正的地主，但名义上却是“佃民”。

日本在东北的经营权、租借权、杂居权等，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抗阻之下，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更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被限于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于是，日本就企图利用已归化入籍的朝鲜侨民来达到目的，搞出一个双重国籍：按朝鲜法令，不许朝鲜人脱离朝鲜国籍，因此，朝鲜侨民即使归化中国，仍然有朝鲜国籍；日本和朝鲜已经合并，因此，朝鲜人，包括入了中国籍朝鲜人，仍然是“日本国臣民”，日本对其享有管辖权；既然都是日本人，那么都享有治外法权，相互之间当然可以进行土地买卖。

日本的这一套把戏并不太高明，一眼就可以看穿。自《民四条约》签订之后，官府开始禁止通过佃民制来获取土地。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非归化者入籍利用归化入籍者之名购买土地，绝不承认其土地管理权和地上权，并无条件地没收其土地。地方省、市、县政府并且还对已归化入籍朝鲜人的土地买卖，加强了监督。对于中国人向朝鲜侨民出租土地，雇用朝鲜侨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因此，如果让万宝山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以后再发生此类的事，中国政府就可以援引此例进行处理。事关日本帝国的“满蒙权益”和拓殖政策，日本驻长春领事急派遣警察到现场。日本警察到了现场后，以“保护朝鲜人”的名义，制止朝鲜侨民撤走。随后，又增派警察，保护朝鲜侨民继续砌坝筑渠。

中国警察阻止无效，官府软弱，眼见坝渠就要完工了。当地的地主、农民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动手。七月一日，三百余人手持锹锄，来到马家哨口平沟毁坝。第二天，近五百人再次强行填埋沟渠时，与前来制止的日本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双方对空射击约三十分钟（有农民带着猎枪），幸而没有人员伤亡。

事情越闹越大，中日双方都调集军警进入，形成双方军警对峙局面。但中国政府除了习惯性的反对和抗议外，并不敢有大的动作。而朝鲜侨民在日本军警保护下，继续进行筑坝、掘沟。七月五日，全部工程完成。七月十一日，坝渠通水。

事情发生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在越垦区内，而是在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是中国地主擅自转租土地的问题。退一万步说，即使根据某某条款，朝鲜侨民有权租地，但官府是针对中国地主违规，按章处罚。若是认真论起理来，日本并没有什么说辞。

但是，谎话千遍成真理。七月二日当天，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将精心泡制的、二百名朝鲜侨民被中国八百农民所杀的消息文稿，交给朝鲜《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金利三。未经实地认真调查核实，金利三以夸大、渲染的手法，将文稿写成通讯稿，以急电发回汉城。第二天，被冠以在《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以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了金利三的通讯稿。随后，各地日文、朝文报纸大量转载。

已经亡国的朝鲜人，在国内受日本人的压迫和奴役，在中国受中国地主的剥削，现在竟然又“无辜被杀”。对日本人不敢怎么样，对中国人则不同了。在有心人的煽动下，强压在心底的怒火有了发泄的地方。在汉城、平壤、仁川、釜山、元山、新义州等地，一群群愤怒的朝鲜人手持木棒、铁棍、刀斧等凶器，冲入华人商店，住所，进行烧、杀、抢。

由于担心朝鲜人的独立革命运动，平时里日本军警控制得很严，绝不允许朝鲜人成群聚集。而这时，日本军警对满街乱哄哄的人却群视而不见。在暴乱中，有近二百华侨被打死，伤者超过五百，财产损失惨重。许多华侨走投无路，被迫离开朝鲜回国。不到一个月，回国人数超过在朝鲜华侨的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加深了。无可避免的，朝鲜人被视作“二鬼子”遭到中国人的报复。各地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离走。

万宝山事件在进行中，中朝仇杀进行中，中日两国的交涉也在扯皮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