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乎用户CvmKkD

来源：知乎

关羽的傲气是整个时代赋予的。

谈及关羽的性格，就不得不先提汉末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潮流：清议。

所谓清议，就是点评、臧否他人的社会现象。举个非常不恰当、但又比较形象的例子，大家可以把“清议”理解为现代的选秀节目。

历代都有点评他人的文化风气，但在东汉魏晋则十分突出，甚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汉朝尚未出现科举制，选拔人才主要依靠以“举孝廉”为代表的察举制：不考试，而是根据选拔者主观的儒者价值评价，以才华、道德，乃至风评、当地名望、家室，甚至是气质、相貌等标准，来评定被选拔者是否可以有资格被朝廷所用。

加之汉朝的意识形态偏向迷信，以董仲舒为代表偏向的汉儒思想为主，泛神秘主义的谶纬学大行其道，讲究“天人感应”：人的道德能和自然产生互动，善恶皆会引起天地的反馈。

人的道德有亏，会招来疾病；国君的道德有亏，会找来瘟疫、饥荒。

在《三国演义》的开头，就是一段蔡邕利用天下频繁兴起的灾异现象，劝谏汉灵帝不要再宠幸佞宦的故事。这个剧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可见东汉时期的世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将“宦官弄权”和“灾异现象”构成因果关系，并且都都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道德成了人的立身之本，比性命更重要。

所以不管是社会层面的规则使然，亦或者是精神世界的追求，或是对未知神秘力量的敬畏。

都造成了汉朝时期的人，极其重视个人的形象、德行、名声。

王莽便是凭借近乎于圣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人形象营销，才得以篡权称帝。

这种三代以下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迹，就依托于当时那种格外重视道德风评的特殊时代之中。

而这种文化潮流，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就演变为了所谓的“清议”，已经开始有些畸形，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在现代人眼里十分出格的道德表演和行为作秀（当然，有些是发自真心）。

二十四孝中，有大半的事迹，都发生在东汉、三国、晋时期，其中便有“郭巨埋儿”这种离奇事情。足以体现察举制时代下的社会风气。

夏侯渊饿死儿子，养活侄女。(魏略曰：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这种感天动地又令现代人困惑的行为，在当时并不鲜见。

两晋时期的邓攸，在逃难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舍弃了儿子，保全了侄子。（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这种对道德的追求，近乎深入东汉人的骨髓。

有道德被尊崇、被礼遇，这是东汉的普世价值。

甚至连法外之徒也认可这套价值观。

汉末有个叫姜肱，与弟弟外出，被强盗捉住，两兄弟争抢着送死保全对方，感动了强盗。（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同时期的荀巨伯，为了保护病重的朋友，自愿代他送死，也感动了盗贼。（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在如此环境下，刘备凭借个人极好的形象，能感动刺客，就并不为怪了。（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

既然社会风气注重个人风评，也诞生了许多知名的人物评论家。

这些人物评论家，一句话便能左右一个人的前途。比如说点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邵。

正是许邵的点评，使得曹操名声鹊起。（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当然，评论家一句恶语，也足以毁掉一个人：

东汉时期，一个叫做陈纪的官员丧父，他悲痛到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娘亲可怜他，在他睡着时，往他身上披了锦被。

碰巧被吊唁的郭林宗撞见，郭林宗误会了，认为“你爹都死了，你还有心情盖锦被？”，斥陈纪不孝。

使得陈纪声名狼藉，无人愿意前往他家吊唁其父。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夫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一言举人，一言废人。

在这种风气下，为了博取良好的风评，或者展现自己对道德的追求超越俗人。所以时人往往做出各种夸张或者超然的举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质，诸如：

管宁割席断交。（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嵇康刑场弹广陵。（嵇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

关羽刮骨疗伤。（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夏侯玄被雷劈了，衣服都焦烂，照样没事人一样淡定看书。（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

用俗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比一个能装，各个逼格满满，并且是用生命去装逼。

所谓魏晋风度，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有人将三国时代远超其他乱世的知名度，归功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但忽略了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汉末英雄辈出，是一件很合理的情况。

而不光是文化、士族阶层重视个人风评和评价他人。

这种注重个人品行名声的社会风气，渗透进了东汉时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连武将也被影响，很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

更何况，这对他们而言，足够威武的个人形象，有着很实用的好处——震慑敌人，提升士气，甚至能改变战场上的局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所以我们能看到。

在合肥一战，张辽带领八百人，硬冲吴军十万时，他做了一个貌似很奇怪的事情——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我乃张文远！”（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很显然，张辽深信，他的名号，能够恐吓到敌人，所以将其当作为一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