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对居真理提出来，他要走，回国。他说，在她毕业之前，如果没有更好的婚姻选择，如果她毕业之后还愿意考虑回国发展，他会以最大的快乐跟她举行婚礼。他要租国内最好的饭店，买最时髦的婚纱，最漂亮的婚戒。他想他有这个能力。只要回到中国，他就跟居真理在法国一样的如鱼得水。

居真理答应了。她说：”你是自由的，我尊重你的一切想法。”分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吻着马宏的眼睛，信誓旦旦答应他，最多一年，一年之后她肯定回国，找他结婚。

马宏回到国内，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有了变化。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在他拼命为港商工作赚钱的时候，我和木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追求之中，我们也在拼命地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样，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我们悄悄走过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画家必须要走的路。

开始有画商上门收购我的作品。

画商姓钱，叫钱运，名字很男性化，长相也透着男人气。尤其她的眉毛，卧蚕一样，长而且直，在眉心处几乎连成整条，使她脸庞的上半部分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很沉重也很压抑。为了抵制这种压抑，她上衣的颜色总是选择鲜艳的色彩：红、蓝、黄、绿。遗憾的是，她的皮肤本就晦暗，过于鲜艳的颜色夸张了她身上的明暗对比，使她的整个人看上去有点古怪，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决绝，以及与世人绝不合作的傲慢。

她第一次被我的朋友带到小楼里来看我的画，似乎是很不情愿、被人胁迫之后勉强而来的。我记得她穿一件很古怪的披肩式样的鲜黄毛衣，腋下有毛线编成的绳扣，下摆短及腰部，配一条带毛边的牛仔裤。她走路的步幅很大，男人式的往前一耸一耸，脚底不带停顿，跟”轻摆杨柳”之类的描写完全对不上号，跟居真理上楼时那种性感十足的体态也差之甚远。她居高临下地伸出两根手指让我握了一握，然后就问我：”画在哪儿？”

她在楼上我的画室里一声不响看完了我全部的画，包括我的一些草图和未定稿。我的朋友在旁边喋喋不休吹嘘我的伟大，最起码是我将来的伟大。她脸上没有笑容，五官纹丝不动，自己动手，从我的画作中挑出四幅，放到了旁边。她的眼光很毒，这四幅画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五百。”她说。

”每幅吗？”我心中一喜。

”不，全部。”她伸出胳膊画一个半圆，四幅画全部被她囊括怀中似的。她那件披风式的毛衣被她的胳膊带动，鸟翅般地一扇，我闻到了画室里特有的松节油的气味。

”太便宜了。”我说，”这都是最好的作品。”

她把横贯脸部的卧蚕般的黑眉凭空抬上去半寸：”最好和最坏都是对你自己而言。我认为它们只值这个价。”

朋友开始帮我讨价还价。但是她咬定了价钱绝不松口。我们之间的这笔生意没有做成。当时她哪怕每幅加价十元，最起码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我就会让步。毕竟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数还不到三百。但是她就是不松口，真叫气人。

过了一个星期，我父母要添置一台彩电，责成儿女们凑钱。月月总是捉襟见肘的我只好找到钱运的门上，带着我心爱的四幅画作。

”四百。”她很不屑地从齿缝里吐出这个数字。

我愣住了，开始据理力争：”上星期你还说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