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银行以及富有的市民们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装修良好，并且装备着厨房设施。加入这些避难所的邀请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亚记者罗兹·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会如何将袭击转化为商业机会，通过大量投资修建位置较深的避难所，然后在空袭的月份里售卖50美元的季度票给会员们。

1938年12月之后到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泞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号的耗子活蹦乱跳。日军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经被毁掉，城市外围的地下就是法默称之为“肮脏的通道和几乎垂直的石头楼梯组成的中世纪沼泽”，对于那些不够谨慎的人，含水层喷出的水能将这里变成危险之地。河边地区与城市街道一样拥挤。从汉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舰与舢板和小船争夺地盘。

重庆与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远，离印度比上海更近。数个世纪以来，该城市从滨水地区沿着避难的山区向上扩展，在这里房屋依附着悬崖峭壁，看起来有几许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跷上建成，用图示解释了长江一年一次的涨潮：西藏山脉的融雪让“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止。

就像其他新闻记者一样，霍格到来的时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占据或是毁坏。除了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现在还是美联社的通讯记者，同时为《曼彻斯特卫报》撰稿，他的报道为各大媒体所重视。在名为“媒体旅店”的偷工减料的政府建筑楼里，他设法与媒体团队的其他人同住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旅店就在一次轰炸中被毁，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楼，窗户上糊着油纸，地面是胶合板，这样的建筑成了老鼠的天堂。媒体的人们虽然很憎恨这新楼，但是新楼的建立仍然使他们士气高涨。一种英雄气概弥漫全城，与伦敦的反空袭热情相呼应。新闻记者、外交官、国民党和官员与上班族、船夫、人力车夫和贫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标，面对着相同的危险。轰炸让人们对日本同仇敌忾，并坚信日本将会被打败。

虽然霍格仍旧是个新闻记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却让他无法行动。美联社对于农民阶级的故事不感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和美联社一样，还是有一些主流媒体对此感兴趣的，例如《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他们将霍格视为信息来源，来获取合作运动成功的乐观迹象。许多旧日的汉口同僚们都在重庆市，霍格与他们密切合作来撰写工业合作社故事。

美国记者安娜·雅各布是重庆媒体界的一名新成员，她1940年离开好莱坞，抵达中国，之前她一直为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她在《时代》杂志社与西奥多·怀特合作，她对于重庆的悲惨处境以及那里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处：

这个城市老鼠成灾，生活条件极差，食物糟糕，弹坑随处可见。所有的东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湿，就好像正在发霉一样。夏天湿度很高，臭虫疯长。在人们的房间里，离人4英寸对面的墙上爬着蜘蛛。所有（媒体旅馆）的水都是用木桶从长江边打来的，我们一天只有一铁盆水用来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们的靴子，咬穿电话线，吃我们的肥皂。但是，虽然身体上极不舒适，但是精神上却极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来到重庆的人是幸运的。去年5月是轰炸最为猛烈的时候，也是日本空军战争期间单次任务出动轰炸机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毁国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谈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庆，他为美联社做了很多有关轰炸破坏的实地报道。

日本轰炸机编队从他们已经占领的汉口空军基地发动空袭，来回要经历1200英里的旅程。黄昏时分，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对城市进行进攻，这是传统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闻记者从俯瞰城市的山顶观看空袭，他预计参加袭击的飞机有250架。燃烧弹加上5百磅烈性炸弹形成了1英里宽的火海，在这个木柴之城熊熊燃烧。

新武器使用的背后有着残酷的用心。为了容纳在战争中急剧流入的人口，重庆近来新建了成百上千座建筑物。根据政府指令，这些建筑物都配有石墙地下室来作为防空洞，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防空洞是真正的危险场所。第一轮轰炸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烈性炸药，脆弱的木结构房屋纷纷被毁。第二轮轰炸带来了燃烧弹，将在地下室躲避的人们烧成灰烬。这个城市的人口四分之一在大火中被毁，死亡人数成千上万。

蒋介石政府下结论说，日军新来的德国顾问参与了袭击策划，这一结论几乎完全正确。这一伎俩与曾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格尔尼卡使用过的如出一辙，重庆的遭遇似乎预示了伦敦的未来。希特勒政权事实上在中日冲突的双方同时起着作用：从1939年初开始德国顾问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合作。柏林和东京1936年签署了****协定，但是一支德事代表团已经与蒋合作多年。中国战争激化时，希特勒将代表团撤走，但是其一部分成员继续留在了中国。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权力竞争主要是由日本和苏联在推动。直到欧洲战争爆发之前，莫斯科在对华援助上都非常慷慨，为中国提供了两年期限的上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以及500名军事顾问。从1939年9月开始这些援助急剧下降。

日军对重庆大规模袭击的初衷是打击人们的士气，使其与国民政府及其对手都反目成仇。日本和其德国顾问好像都没有意识到，空袭残杀了重庆大量平民，整个战争过程中在其他地方也在以较小规模重复着重庆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霍格在他的新闻报道以及家信中都写道：对平民的轰炸增强了‘抗战到底’的情绪。”

重庆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从人们对于轰炸的反抗来获取重要问题的答案。从海滨地区逃难至此的难民可以再次容忍枪火中的生活吗？他们会对国民政府保持忠诚，还是转而支持南京日本傀儡政权？人们真的会继续努力重建支离破碎的工业基地？陕西的农民团体会接受国民政府退回古都带来的死亡及破坏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确定无疑的。政府邀请了许多美国名人来到这个被围困的首府，来将信息扩大。战争年代来到重庆的名作家和名记者中，声威最大的当属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和他的夫人玛莎·盖尔霍恩与国民党指挥官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前线访问。他们在1941年4月的时候搭乘DC3飞机到达重庆，在长江沙洲的一个临时飞机跑道上降落。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但是飞机带来了价值数千万的新印发的中国钞票。为了在不用提高税率的基础上满足战时支出，政府在香港印刷货币。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都如法炮制，结果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经济，也部分导致了蒋介石政府1949年的垮台。

重庆的沙洲机场是城市生活的适当开始。海明威夫妇被政府官员特许了VIP待遇，在碎石和老鼠之中度过了3个星期。对于他们来说这段经历并不开心。盖尔霍恩虽然是著名的战地记者，但是非常挑剔。她无论到哪，都为当地的卫生设施（或者为当地没有卫生设施）感到惊骇。她为《克利尔》杂志写了6篇报道，其中包括为宋美龄写的一篇光辉四射的个人报道，而她在日后将会为这篇报道悔之莫极。海明威后来告诉作者及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他“最终从对于中国人死亡的恐惧之中恢复”，对于他的访问提及甚少。他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喝到像样的酒。他去过的所有酒吧，其中包括了美国使馆，提供的酒他称之为“蛇酒”。他后来发现，一位驻扎在河中炮舰上的美国海军上尉在一次拍卖之中赢得了两箱威士忌。海明威出高价购买这两箱酒。经过了大量磋商，上尉威廉·李德出售了6瓶酒，以此换来6次写作课。彼得·莫雷拉在他的书《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中宣称海明威事实上是美国财政部的间谍，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对于政府和威胁做出独立的判断。

日本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轰炸计划如此无用。珍珠港事件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战机再三轰炸西部以及西北农村地区的无关紧要的目标。人力和军需品的消耗与效果完全不成比例，结果经常引人发笑。在袭击背后是时钟计划，这意味着在好的天气，同样的飞机将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在同一目标上空出现。

霍格经常在河南中部城市南阳往西25英里的镇平县工作。这个县城是个交叉口，有公路向北到达洛阳，向西到达西安，向南到达汉水流域，向东是日本的封锁线。这里经常遭到空袭，时间也非常规则，以至于霍格为此制作了移动桌子，每天清晨5：30天空晴朗之时他就把这些桌子移出来放到一堆柳树下。

一天上午霍格及其同事正在树下辛勤工作，一架飞机照常开过来。他们坐在那里，观看了这已近乎惯例的行动：

……它向下俯冲，恐怖的吼叫着，机关枪的声音断断续续。第二次俯冲的时候飞行员在我们面前投掷了一枚小炸弹，我们可以看到他探身出来观看自己的杰作。在过去，在纳粹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士们常常向住在亨顿飞机场矮灌木丛小屋里的“土著”示威。我想，我们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土著”吧。他再次俯冲，结束了机枪扫射之时，一个农民的农舍已经着火，大量棉花被烧掉，3头骡子、4个赶骡人死去。

1939年5月的灾难性空袭之后，中国人开发了一套精细的早期预警系统，这一系统成功地降低了人员伤亡。日军阵地以及空军基地附近的中国特务使用野战无线电、无线电中继站网络来将袭击飞机的规模和方位反射给重庆总部。控制室也会识别出相似的目标，并将信息传递给轰炸机飞行路线上的城市和村庄。大部分对于中国首都的袭击从汉口出发，轰炸机要进行3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城市周边的山脉上树立了大栏杆，上面挂着许多纸灯笼。这些灯笼发着白光，和城市的警报一起向人们告知飞机一个小时后就会抵达。袭击迫近的时候灯笼变成红色。灯笼熄灭的时候，平民们知道该到防空壕中躲避了。扩音器被用来在较大城市传递警报，而在一些小村庄，寺庙的钟鼓被用来传递警报。

随着国民政府的到来，重庆的外国企业和外交团体急剧增加，在空袭中他们大部分安然无恙。从前的通商口岸位于河对面的南岸，其宽阔大街的两边是他们曾经高贵典雅的房子。因为美国使馆位于南岸，英美法的炮艇都停泊于此。日军认为此处属于中立区域，故不对此进行轰炸。位于左岸的英国使馆由令人敬畏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领导，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在总数大约3000多人的外国人中，一半人居住在逐渐失去殖民光芒的南岸，在袭击期间会有其他外国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他们在大规模袭击中并非总是袖手旁观。西方医护人员、外交人员的行动彰显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英国大使及其团队在救济工作中表现卓越，克拉克·科尔丝毫不掩饰其对侵略者的痛恨。一次袭击过后，有人看见他在英国大使馆的废墟中踱步，面容苍白，头发稀少，身穿宽松旧法兰绒衣服，仇恨地朝一个假想的日本空军战士挥动棍棒。一位目击者说：“我从未在别人脸上看到过那种仇恨和恐怖混杂的神情。”反复轰炸没有改变外国人对于租界机构——俱乐部的依恋。长长的柚木吧台，毁坏的网球场，磨损的台球桌，俱乐部是重庆外国人社交生活的中心。老服务员供应饮料，图书室的桌子上躺着同样古旧的杂志。一位作家这样描述道：这里是“小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生活的伤感遗产。这里仍然禁止中国人成为会员，并且拒绝他们入内。”在这里，空袭之间，霍格与传教士、外交官、新闻记者这个奇怪的组合打网球，牛津的老朋友也出现了。就像曾经的汉口一样，重庆现在变成了来到***的一个不能不到的访问之地。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书”职权之内，与工业合作运动高级官员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他汇报了合作运动的进展、其对于资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地位的计划。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虽然说得也并不流利，但是他对于语言的把握能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合作运动的共同创办人路易·艾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