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时候，霍格很乐观地想，到了山丹他们就能远离的政府和复杂的政治，不用再像在双石铺时那样担惊受怕。但是当学校建立起来，窑场开始生产出陶器，纺纱机开始产纱时，当地的地霸就盯上了他们。学校的资金来自工业合作运动。现在，学校成了当地地霸的商业对手。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对这样一个偏远地区施加压力，所以甘肃省实际由国民党官员和军阀马步芳联合管辖。当地的政府原本应由镇长管辖，但事实上实权都掌握在由商人、地主和山里的土匪组成的地霸手里。

学校受到了粗鲁的恐吓。有一天去镇上的时候，霍格和艾黎被镇长请去吃饭。镇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前一天在小镇东门外四、五公里的地方，10个村民被土匪砍死了；另外，他要求培黎学校的老师去当地的学校上英语课，每天一小时。霍格提出了一个交涉建议：为什么不让当地的学生到培黎学校来上学？这个建议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快，当地的许多居民吵着嚷着要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过了没多久，学校又面临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相同压力：从兰州来的国民党官员宣称所有年长的男孩都应该应征入伍。同时这些官员也一如既往地不忘指责学校是亲共阵线。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当地宴会上，霍格疲惫地反驳着这些指控——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这些事情——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指出，如果学校真的是的组织，为什么它还要建在离的延安指挥所一千多公里远的地方？它又为什么要以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名字命名？它在重庆的时候又怎么会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资金？路易·艾黎争取工业合作运动对学校的官方认可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一努力，再加上1945年5月重庆方面工业合作运动秘书长和高级官员的到访，终于解除了这一危机。

学校似乎转危为安了。它得到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政府的认可，又无须遭受当地地霸的骚扰。由于五位熟练工人的到来，机器又开始正常工作，尽管蒸汽机和锅炉还是时不时地会运转不良。霍格在5月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员工非常优秀；年轻人抱着‘绝不错失良机’的态度……我们一起解决了问题，一起努力建立必要时别人也能来工作的系统。”

他仍旧没有时间写作，尽管他每周都给自己预留了一天的时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周日》。但周日总是会时不时地浪费在别的事情上：“上个星期天都浪费在银行的宴会上了。你必须得去参加，不然就会有人说你高傲、不愿见人。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

现在书差不多完成了。有人给他寄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国》的书评。这本书是由维克多·戈兰茨在1月份出版发行的，当时它还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1月推荐书籍。其他方面也对它好评如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观察者》都发表了正面的评论。评论家们都为一个英国人能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偏远地区写出这样一本书震撼不已。来自英国的消息实在太少了。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以及在亚洲愈演愈烈的战事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的战争，这样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以间接的口吻讽刺了霍格：“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记录，很幽默，但作者谈不上有什么风格或者口才。整本书读起来就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自娱自乐而写，而不是为了出版发行。”不过他倒确实赞扬了合作社运动以及霍格帮助中国人民的精神。

当这本书试着直面现实——它的坦诚会给那些习惯将中国形象理想化的人带来震撼——作者对于合作社运动会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很多英国人一样，他和中国人相处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中国人的风趣幽默和谨慎的判断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书的最后几行是这样写的：感谢上帝我们身上很脏，这个想法让人宽慰。别人能轻易地看出他想表达什么。中国合作社运动是建立在信念和衣着肮脏的人的劳动之上的。我们的敌人是衣着光鲜的官僚以及那些将外国同情者募捐的资金中饱私囊、叫嚣着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外国干涉”的虚伪知识分子。

《观察者》上的评论也差不多：“乔治·霍格没有任何企图，也不是为了宣传。这本书敢于直面现实、不矫揉造作，但绝对是对他旅行的生动记录。”

随着5月过去，6月到来，夏天的燥热开始在整个小镇——包括镇中心的新学校——蔓延开来。干旱影响到了小麦的收成。一天之中，一支敲着锣的队伍要经过小镇的各条街道好几次。这支队伍里有学生、地方官员，还有当地的老人。队伍往往是走到某间庙宇停下来，开始为小镇祈雨。高级官员总是被要求带着队伍跪着菩萨致敬。霍格很高兴地发现，因为只参加这个仪式3个小时，镇长就被很多村民指责。

与此同时，霍格给工业合作运动写了好几封信，详细陈述了学校需要哪些物资。学校里没有足够的教工，他特别需要一个数学老师。持续的供电不足，特别是对哥什机的功能不足，意味着学校还需要一台柴油机。6月10日霍格给艾黎写了信：“必须要有现金。现在只剩下150万了1，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去做……如果我们不快点的话，到了冬天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6月底的时候，霍格遇到了一位由英国剑桥大学调任到兰州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这位学者名叫布莱恩·哈兰德，他当时正在山丹地区做调查。在听说了新学校和那些有趣的英语老师的事迹后，他对学校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思想霍格似乎很不认同：

他们成功地领会到了英国公立学校系统中最具价值的东西，并屏除了这个系统中学术专业化和阶级势力等次要的东西。这种教育形式十分昂贵，因为这意味着要全副运行纺织机器、制革机以及其他需要被用来让孩子们实践的机械设备。

哈兰德在剑桥大学时就有卓著的学术成就。霍格极力邀请他来教书，但他拒绝了，因为“这意味着要像乔治·霍格当初那样，放弃其他所有的东西”。

7月3日霍格写信给母亲，让她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信的结尾他也一直在安抚她：“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5天以后，乔治·霍格写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封家信。那是一封长长的信，信里面都是他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快乐。他告诉他们，他正在撰写书的最后一章，还向他们讲述了几个养子的情况，讲述了窑洞里的学校生活，以及有一个孩子差点死于伤寒的事情。

霍格刚读完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故事集《长谷》。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那样的书。他提到了那些英国书评，包括《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说的他“说不上有什么风格”：“我努力尝试去形成一种风格。书评里说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青春风味，他说的很对。我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此刻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一天镇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庆祝保佑当地寺庙的菩萨的生日，霍格在仪式上发了言。让人惊讶的是，他像往常一样只说了40分钟。

学校里又来了一个姓常的新生。他家的房子被征用来建空军基地了，所以他们一家子被赶了出来。他说得一口口音浓重的方言，学校里只有两个孩子能听懂他的话。

学校里的64个孩子组了一个合唱团唱了五首歌。之后他们表演了一出四幕短剧，剧情讲的是上海地区的抗日斗争。镇上的居民和从几公里外赶来的农民都挤在这个室外舞台的周围看表演，直到戈壁滩吹来的沙暴吹灭了舞台周围的照明灯。于是人群开始**，有人报了警。镇长和镇上其他显要人物在第二幕剧开演的时候才到：“不管怎么样，这出戏很有意思。”

每封家信里他都不忘提及食物。他喝了整整一脸盆放了24小时的山羊奶。“浓稠，还有一点点酸。很提神，也非常营养。”他深情地结了尾，说他明早5点还要早起和孩子们去河边试用瑞典钻孔机。

7月第二个星期的某天，乔治·霍格正和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孩子们非要他跟他们一起玩。赛前还出现了小小的混乱，因为两队人都抢着要让这位身高1米80几的校长加入他们队。他穿着平常的短裤和露趾凉鞋。打球的时候，他绊了一下，割破了脚趾。几天以后他抱怨说脚趾又痛又肿，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颚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当地的医生来了以后诊断说是流感。第二天霍格本来要带孩子们到山里去远足，但他已经下不了床了。路易·艾黎就代替他带着孩子们出去了，留下布莱恩·哈兰德照顾霍格。

几个小时内霍格的情况迅速恶化。他发着高烧，还时不时痛苦地全身抽搐。焦虑的哈兰德赶紧出去找孩子们。他替艾黎领着队伍好让艾黎赶紧回学校。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白，当时霍格是得了破伤风。这个病的潜伏期大约有2到50天，但一般在一周内开始发作。多年以后艾黎说，仔细回想一下，在霍格病重之前他就已经明显表现出破伤风的症状了。在割破脚趾的第二天，他说他的脖子和胳膊僵得厉害，而且开始轻微的发烧。医生下了诊断之后，他们就发电报到兰州要求派一名医生带血清过来。两个男孩开着摩托车，踏上了长达八百多公里的往返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