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以百姓的名义”的旗帜改弦易辙路线，其名义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错误，反对派的声音也将变得温婉而低沉，谁会公然站到“百姓”的对立面呢？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塑造几个百姓的“公敌”，这些“公敌”应该是前朝的重臣，光艳而夺目的重臣，但背地里与人民为敌，要么贪腐，要么压榨百姓。司马光是个读书人，他想不到这些没关系，自然有高太后、向太后为他想着。新朝廷将这类光环背后的“坏人”绳之以法，以告天下。这一招不仅在朝堂上可以杀鸡儆猴，以令不臣，还可以令一直身处苦难的可怜百姓欢呼雀跃，以为从此就翻身做主人了。只是这些可怜人要经过许久才知道，他们的生活非但不会有任何改善，还会更加劳苦。

太皇太后和司马光首先拿神宗朝理财能臣吴居厚下刀。吴居厚于元丰二年（1079），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以新法为典范，增订“损役法”，受神宗皇帝所赏识。朝廷大兴盐铁贸易，吴居厚充分展示了理财才干。元丰四年（1081），任京都转运使。在任期间，以盐铁赋税之利购置绢品，支援陕西边关军饷，在河东路召募牧民养马，安置游民散夫。神宗嘉誉“于职分之外，恤及他路，非才智有余不能。”

吴居厚的这段荣耀经历是大宋朝新政的敏感部位，拿此事大做文章是个好题材。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并不是能够快速见效的事情，宋朝政府并不是没有向官僚、财阀下手，以充足国用。但这个度有时难以把握，刀下深了就刮到了百姓，更何况阶层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居厚的光辉政绩背后就难免存在刀下深了刮了百姓的情况。像吴居厚这样的能吏在百姓眼中往往都是一些酷吏。

处置吴居厚，自然是举国欢腾。这时不再有人提吴居厚的贡献——在国家财政窘迫之时扭转时局，除了满足日常用度之外，还能应付突发战事。处分吴居厚容易，获得吴居厚这样的人才却是反改革派求之不得的。

吴居厚在哲宗亲政之后被重新起用，吴居厚奏请在各路创办将理院，这是一个既饱含人性光辉，又充满科学智慧的慈善机构——公办医院。将理院采取隔离办法，收治疫病患者集中治疗，是应对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后来将理院成为宋朝中央政府创立的安济坊的雏形。每所安济坊通常有十余间病房，病人分住，以防备交叉传染。对遏止麻风病、天花等传染病的传播立下了不朽的伟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行政能力，胸怀仁爱的人，被树立为百姓的“公敌”，成为了旧党上台后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司马光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干涉司法。行政和司法都是司马光这些旧党的弱项，王安石新党的强项。司马光既没有地方行政、司法经验，也没有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专业教育背景下学习。司马光品行端正，但品行端正并不能代表正义。司法和行政专业性强，并不是品行端正就能足够胜任的。

元祐元年（1086），范百禄为刑部侍郎。范百禄也是一位大宋的科举名人，和苏轼一样是大宋朝屈指可数的入制科三等的大学者，而范百禄更擅长的是刑法。此时，很多官员已经认识到刑法解释时要面向刑法的目的，将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希望为触犯了刑法杀人罪法条，但又情有可原的人免除死罪。范百禄支持这一非常具有法制精神的观点。但并没有刑法知识的司马光反对，他用道德来对待法律，妄图用刑法来规范道德。殊不知刑法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从登州阿云案起司马光就在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情感标准来处理司法判决。司马光这种缺乏理性思维的做法却得到了太皇太后的支持。在一个立法、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政体里，一切都要屈服于行政，即便在司法领域，刑部侍郎也要服从宰相。在司马光的强力介入下，仅死刑判决就突增四千多例。羞于看《韩非子》的司马光，倒是与法家思想不谋而合。范百禄作为变法派的成员，那股子认理不认人的性格让他宁折不弯。

理财、司法和行政是司马光的弱项，但管理乌台给朝政提意见是司马光的老本行。“元丰改制”后御史台的主要职能已经变成了监察官员，这原本是一种进步，撤销了他们对他们并不负责也不了解的领域提意见的权利。司马光想借助这个曾经谁都无法驾驭的言官体系重塑权威，恢复仁宗朝御史台批评言事的职能。

司马光、吕公著极力劝说太皇太后恢复“元丰改制”前的台谏言事传统，允许御史言事，重新充实言官队伍，占领舆论阵地。三省联合办公，太皇太后亲自提出了五名言官人选，当然这五人都是反变法派的骨干，其中就有范纯仁、苏辙、范祖禹等人。

太皇太后故意问道：“这五个人怎么样？”

司马光假模假样的回答：“人品高尚，众望所归。”

原以为剩下的事情就是走流程公示了。让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枢密使章惇忽然开口了。章惇说：“按照程序，言官的任命首先须由两制以上的官员推荐，再由执政官拟定候选人，最后报请皇帝批准。如今这个名单是从宫里出来的，但不知陛下是怎样了解这些人的呢？难道是身边的人推荐的吗？这个侥幸之门实在是不能开呀！”

这话极有杀伤力，太皇太后“身边的人”，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干政、宦官擅权都是大忌。这老太用个人的滔天权势让自己罪大恶极的伯伯高遵裕官复原职可以，但任用“身边的人”的名，她是万万不敢担的。

太皇太后高氏闻听此言惊慌答道：“这都是大臣推荐的，不是身边的人！”

章惇据理力争说：“大臣荐人应当公开，怎么能密荐呢？”这句杀伤力更大，这就是说大臣在公权私用。意在指司马光等人的工作不符合程序。

章惇接着说道：“台谏是用来纠弹宰相大臣的不法行为的，按制应与宰相执政避嫌。如今皇帝年幼，太皇太后摄政，更应遵守祖宗法度。”章惇是说，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范纯仁与司马光和韩缜都有姻亲关系，这都是违反制度的。这一条就从道德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了，而且拿尊重祖宗之法回敬了旧党。

司马光只得说：“范纯仁、范祖禹做谏官，是众望所归。如果是因为我妨碍了贤者的进路，我情愿避位！”司马光深信范纯仁、范祖禹的人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平心而论他并不是要这些谏官和自己狼狈为奸，相反他认可这些人的人品，取其政见相投。可司马光的此番言论更像是意气用事，而缺乏基本的行政水准。

章惇却是行政专家，不紧不慢的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肯定不至于有私心，只是万一将来有奸臣执政，把二范的任命当作先例援引，任用亲戚和自己推荐的人当台谏官，蒙蔽皇帝，那就绝非国家之福了。”这显然是在谈关于治国理政要基于制度，理智必须要高于情感。

虽然章惇的辩驳不能遏止旧党的疯狂反扑，但章惇、范百禄等人表达了坚定维护新法的决心，把旧党势力不谙行政、司法的弱点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