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司马光是光明磊落的。司马光一心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度。在此过程中，他想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新党人物，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是废除新法的决心不可动摇，谁劝说也不听。这和当初的王安石是何其相像。出乎司马光意料的是，新党人物并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都是小人，支持变法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向王安石趋炎附势，如今高太后、司马光执政就向旧党俯首帖耳。如今的蔡确、章惇、曾布一干昔日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依旧忠实的笃行着他们“传法沙门”、“护法善神”的职责，毫不退让。很难说为了政治理想，不惜得罪当权者的人是什么奸臣小人，哪里会有这等不识时务的“小人”？他们不仅是行政、司法、财政的行家，还对司马光没有这些方面的能力冷嘲热讽。这些让司马光恼羞成怒，好在司马光是世间难得的君子，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势攻击他们。

司马光上台就废除“保甲法”，这是司马光深恶痛绝的“恶法”。在他的眼中，百姓是民，不是兵，被王安石弄得全民皆兵，民不堪其扰。但“保甲法”废除了，役法里就要增加治安保障的项目。“保甲法”也是用以补充禁军不足地区的军事防卫的，比如京师地区。“保甲法”被一刀切的废除，禁军也需要调整，甚至有再次扩军的风险。这让好不容易解决的大宋冗兵困局几乎毁于一旦。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他隐隐感受到之前王安石的改革确有环环相扣的精妙之处。

随后不久，司马光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在四个月之内废除，只是在这当中连旧党人物都越来越多的发现新法是一个体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废除新法的过程中，旧党人物也逐渐认识到了改革派在新法体系的设计上是可敬的，对王安石的新法生起了崇敬之心。打破一个旧制度容易，创造一个新制度难于登天，恢复一个旧制度也是不可能的。时移世异，如今的大宋人口，疆土面积都与大宋嘉祐时期大不相同，更何况嘉祐年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如今新老问题一齐来。这让很多旧党的执政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哄骗司马光，给新法换一个名字，名义上废除新法，但仍在施行王安石的新法。太后党改元元祐，一心盼望回到嘉祐时代，是何等的一厢情愿！

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终于要对“免役法“和“青苗法”下手了。这两个法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这其中既有政治理念又有经济政策对旧制度的巨大颠覆。废“免役法”或称“募役法”，就要恢复“差役法”，除此别无他法。帝国大量的行政公务并不是靠税收养活的官员做的，而是靠数量更加巨大的帝国百姓服劳役完成的。按照旧制度，达官贵人及其家属不必服劳役，普通百姓无偿为政府轮流服役。按照王安石的新法，所有人都不用无偿服劳役，由政府雇佣，但需要每个人都交钱，达官贵人也不例外。这条法令曾让苏轼、苏辙兄弟大为恼火，在苏轼兄弟眼中这是帝国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有损知识分子的尊严。只因他们在头脑中已经不自觉的把知识和达官贵人等同了。“免役法”确实不该在大宋的时代产生，大宋的百姓无法理解将特权资源以金钱的方式向全社会敞开，是多么先进的政治理念。这需要在王安石之后很久，才能被人认识到一种社会资源或服务，可以通过货币买到，虽然它很贵很贵，但比这种资源或服务只向特权阶层开放要文明的多。

然而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做法简单而又粗暴。仅仅是写了一个札子——《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司马光签字，太皇太后批准，就颁布全国施行。既没有具体的施行细则，又没有相关程序的纪要。这样的操作业余的连很多旧党人物都对此进行批评。但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并不是司马光不知道需要实施细则，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发的文件他们都看过，细目清晰，操作具体，范围明确。可司马光的文件就是一个札子，一封书信就成了文件下发，其中是有难言之隐的。

司马光找过户部解决实施细则的问题。户部尚书曾布毫不犹豫的坚决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但他对司马光不屑的连道理都懒得讲。曾布说：“先帝在世时，“免役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事无巨细，都是我与先帝、王安石商量的。今天让我推翻它，不是出尔反尔吗？义不可为！”这样耿直的“奸臣”也真的是够得上奸臣的天花板了。司马光的队伍中没有曾布这样的财政人才，这个札子也就成了没有实施细则的大宋政府文件。

再看行政程序，也许太后不懂最基本的规矩，但司马光并没有糊涂到可以不走程序，只是有蔡确、章惇在，怎么可能通过讨论？事实上，蔡确和曾布一样，连驳斥都懒得驳斥，只等看司马光笑话。但章惇是认真读了司马光的札子的，结论是不认可。章惇还是非常工整的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总结了司马光前后矛盾之处，并推理出这些错误均缘于调查研究不够，并且深刻的分析指出司马光完全忽略了朝廷制度的体系性，会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对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的条款——“自诏书下达五日之内将不便之处上报到

州，一月之内汇总到转运司，三个月内报到朝廷”也认为急促的全无诚意。同时章惇也认同“免役法”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差役法”中贫困户的照顾被削弱了；另一个是政府只收钱，百姓如果着急交换，百姓利益容易受损。章惇建议，对比实施“免役法”前后三年的历史数据，对比行政效率和社会影响，再做试点，看效果后做决策。

而这样做谈何容易，如今的旧党在执政方面显得越来越不自信，一谈到对比更是避之不及。出于都能理解的原因，章惇的札子起初是不对外公开的。即使这样也有旧党的人物提出：“听说章惇对役法发表了意见，我虽然没有看到文字，但猜想也必有其合理之处，还请陛下与执政大臣多商议。”这些都体现了旧党自己都不认可其执政能力。劝司马光应该谨慎废除“免役法”的还有苏轼、苏辙、范纯仁、范百禄、范祖禹、李常等人，但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了遗憾的四个字——“温公不从！”苏轼、苏辙兄弟对“免役法”态度的转变让司马光大为恼火，认为他们向改革派投降了。王安石在金陵亲眼目睹着新法逐条被废，只有“免役法”被废时才说出了一句话：“这条法令是和先帝反复商议，逐个试点，三年而成。亦罢至此乎！”

司马光的急躁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还就有人能急司马光之所急，五天之内就把施行了十八年的新法废除，恢复了“差役法”。此人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样的执行力，让所有州县都刮目相看。司马光对蔡京大为赞赏：“如果天下人人都像阁下一样奉行法令，那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蔡京被司马光奉为先进典型，树立成标杆。依旧对法令执行过程保持冷静的是苏辙。苏辙对蔡京的所作所为最不以为然：“开封府人口复杂，运行了十八年的制度，五天就能改回去？其中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研判，其后遗症必定会给百姓带来更深重的苦难。”但蔡京才是心里苦：“上级安排的工作要不要执行？不执行宰相质疑政治站位有问题，执行言官质疑思虑不周全。”无论如何蔡京在司马光的褒扬下，开始逐步走向了大宋权利的中心。

这就是开封政局的困境——无所适从。随着章惇的意见逐渐向社会公开，对旧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被司马光、吕公著提拔起来的言官队伍迅速向蔡确、章惇等人群起而攻之，这时理性判断已经完全让位于政治站位。但这里面依旧有一个冷静的声音，那是右司谏苏辙的声音：“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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