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桥阻敌（上）

上个月底，上校骑兵团长宋承文奉命率团赶到泰来驻防，不足半个月又撤至泰康西面。本以为是赶来血战的，没想到一晃快一个月了，仍在等待。自张海鹏的前锋部队被守桥部队打退之后，十多天来消息杂乱。到底打还是和，要和怎么和，要打又如何打，宋承文现在仍搞不清。他本是好动不喜静的人，耐不住令人心烦的等待。

“狗剩，备马！他奶奶的，憋得慌，到省城溜达溜达。”一大清早，把团务交给杨团附，自己带着勤务兵刘胜骑马奔向省城。

宋承文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宋承文长得高大魁梧，从小喜欢舞刀弄棒，十七岁那年如愿地当上了一名骑兵。至今在马背上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了。十八年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七道伤疤。长方脸上那一道从眼角划到嘴角的刀痕，是他枪林弹雨的拼杀见证，也是死里逃生的说明。他出身军人世家，为人豪爽，性格粗旷，没有什么架子，常和士兵混在一起耍钱、喝酒。他作战勇猛，打起仗来常常亲自跃马操刀冲锋在前，是一员虎将，颇受官兵的爱戴。

北国不比南方，虽然刚刚入冬，但强劲的西北风在原野上吹过，令人生寒。然而相对往年而言，今年的气候还算较暖。这一带的老百姓因张海鹏部队的迫近，更因日本军要夺取黑龙江的传言，害怕受到战火所伤，多数已携家出逃。或绕道往关内，或往哈尔滨、或往东边的拜泉、海伦一带。本应是商旅络绎的大道现在冷冷清清，只有少数骑马奔驰忙于军务的军人。

宋承文没有什么要事，带着刘胜一路慢行，几十里路，到了省城也不过是九点多。在车马店门口，宋承文把马丢给刘胜照料，交待了几句，自己迈着老骑兵特有的罗圈腿进了军署。

非常时期，各处的人显得都很忙碌，宋承文熟人不少，但见面寒喧几句便又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他并不是为公事而来，不好意思跟人家扯得太多，有些事也不好乱问。这样东走走，西窜窜，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看快中午了，没有听出什么名堂，只好走出军署大门。

“哟，是大哥呀，你干嘛来了？”迎面一个年约三十、微显发胖的军官向他打招呼。

“啊，是秋山呀，”宋承文一看，原来是大妹夫，军署副官处的少校副官张秋山。便回答道，“来看一看你们首脑机关作何打算。”

“先说你们前面怎么样了？”

“现在还算平静。”宋承文说，“不过据探子来报，日军已经组织了嫩江支队，现在正向我们开过来，也不知你们上面有什么打算？”

“上面！”张秋山说，“北平张副司令早有电令，尽量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这个我知道。”宋承文说，“要是日本人和张海鹏一同攻击黑龙江，马主席打算怎么办？我听得乱七八糟的，又说打，又说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嗨，说来话长，三两句也说不清。”张秋山说，“承英已经带着孩子到哈尔滨了，家里没人。快到中午了，我哥俩找个地方边喝边说吧。”张家是商人，宋家的生意也不小，张宋两家却是世家通好。张山义与宋承武年纪相仿，一起玩大的，对宋承文一直叫大哥。他比妻子宋承英小三岁，小时候叫宋承英为姐，结婚后才改口直呼其名。

宋承文求之不得，马上答道：“好哇，你请客，我白吃白喝，哪有不去的！”

齐齐哈尔的饭馆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座落在南大街的天庆园是个两层楼的饭馆，铺面不算大，装修也不豪华。老板个子不高，长得胖头胖脑，乍看象个弥勒佛。胖老板和张秋山是老熟人了，一见他们进来，忙哈腰把他们迎到楼上的雅间里，轻声问道：“张副官请了几位客，想吃点什么？”

“就我们哥俩。”张秋山斜着眼问，“今天有些什么好吃的？”

“嗨，你来巧了，刚刚到的狍子、黄羊、山兔、河鲫……”

“巧你娘的头，别来瞎吹。”张秋山拦住他的话说，“什么刚刚到？现在还未到大雪封山的时候，你少拿些假东西来糊弄我，我可不饶你！”

“哎，张副官，这可是从大山里直接弄来的呀！我前几天亲自去北边跑了一趟，花了大价钱，就想争个先。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天庆园是老字号。虽然没有同兴园、厚德福名声响，也没有天一坊、富有园、味美斋这些饭馆的资本大，华丽气派，但从来就是信誉第一。别人没有的，我们就要有。咱天庆园就是生客来了也不敢欺，何况是你张副官。副官副官，天下最富的官，我巴结还来不及，怎么敢骗你！”

“你他娘的就是一张油嘴，尽捡好听的说。”张秋山笑骂道，“我们当兵吃粮的能富得起来吗？两个肩膀顶着一个脑袋，什么时候死，死在哪都不知道。只有你们这些黑心肠的奸商才能富，看看你一身的肥肉就知道你有多黑。”

“啊哟，我的张副官，你可是冤死我了。”胖老板说，“不要说在省城，就是全东北，大富人家哪个没有枪杆子在后面撑着，从北到南你数一数我听？我们这些小本生意人，那可是靠客人吃剩的残羹剩饭渡日的呀！”

“啊哟，我的张副官，你可是在瞎扯了。”胖老板说，“不要说在省城，就是全东北，大富人家哪个没有枪杆子在后面撑着，从北到南你数一数我听？我们这些小本生意人，那可是靠客人吃剩的残羹剩饭渡日的呀！”

“小本生意？你这头老狐狸，这样的小本生意省城能有几家！”

“嘿嘿，”胖老板把话岔开，转过脸笑着向宋承文问道，“这位长官高姓？”

“这是我大哥，宋承文，上校骑兵团长。”

“原来是宋团长啊，”　胖老板竖起拇指，“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天庭饱满，果然是英雄气概。一看简直就是关公在世，不，不，简直就是赵子龙在世嘛！”

张秋山在他光油油的脑门上轻轻地拍了一巴掌：“得了，少拍这种肉麻的马屁。”

“我看着宋团长就觉得有缘，格外亲切。”

宋承文忍不住乐道：“你是看着钱亲切吧！”

“嘿嘿，都亲切，都亲切。”胖老板边说边点头，一身的肥肉不断在晃动。

“老板贵姓？”

“鄙人姓王，名恒多。”

张秋山接话道：“不，他姓钱，叫钱恨少。”

“钱恨少！”宋承文哈哈笑道，“钱这玩意，谁都恨少。”

“你看看，”张秋山指着胖老板对宋承文说，“靠客人吃剩的残羹剩饭就能吃得这样肥头大耳，我们还当什么兵，干脆，我们也在这跟着他吃残羹剩饭得了。”

“嗬哟，我的副官哥哥吔，当兵吃粮的是苦，我知道。”胖老板说，“可你不是当兵的，你是‘富’官，谁不知道你们当官的，门道多着呢，更何况是你张副官，人精！”

“你他娘的，”张秋山笑骂道，“听你这话，好似我弄了黑钱，你今天拿不出证据，我揭了你的皮，割下你这一身的肥肉到锅里熬油！”

“不，不，可别冤枉我，我可没有这样说，那可是你自己说的。”胖老板笑着说，“你张副官我还不知道吗，为人正直，重信讲义，锄强扶弱……”

“得得，你少说这些恶心的话，我还想谁来扶我呢！”张秋山说，“看在钱大爷的份上，你现在尽拣好的说，要是少了一文酒钱，背后就会骂我祖宗十八代！”

“瞧你说的，我王恒多为人就这么差？”

“那好，”张秋山笑喻道，”你王胖子为人仗义，是天底下第一好人，是及时雨宋公明在世，今天的酒菜钱就算你的了。”

这下胖老板可不敢答嘴了，好话可以免费乱送，钱不能乱送。他扭过头，向宋承文问道，宋团长想吃点什么？”

“我随便。”　宋承文推推张秋山，“还是你点吧。”

“就我们俩，多了也吃不了，就弄几个下酒菜，一锅狍子，烫一壶酒来。”

“好咧。”胖老板应了一声，下楼去交待伙计。

张秋山向宋承文问道：“大哥，看这酒楼不起眼是不？”

宋承文看了看，说：“很一般，有身份的人大概不会到这里宴请客人。”

“因为它不能招人眼！”张秋山说，“都说没有笑脸不开店，其实没有后台更难开店。王胖子不是没有后台，但后台不硬。他专营野味，赚钱不少。但常进山出山，要是让土匪惦记上了，半道上抢几次，那可就血本无归了。”

“这倒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让土匪惦记上了，那就跑不掉了。”

酒菜很快就上来了。中午时分，饭馆客人并不多，胖老板陪着喝了一杯酒，又和他俩云里雾里说了一阵闲话，这才离去。

胖老板离去后，张秋山把两个酒杯斟满，举起杯说：“来，我们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先干了这杯。”

“好，”宋承文也举起杯，“干！”

张秋山一边挟菜往嘴里送，一边问道：大嫂和孩子都好吧？”

“我已经把他们送到北平了。”宋承文说，“乱成这个样子，孩子们也无法安心读书。正好学校又放了假，干脆回北平，我也放心些。”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早早就把他们娘仨送到哈尔滨老娘那了。我老娘说，如果哈尔滨也不行，就到大连去。我爹说要是两国开战，大连也不行，干脆到香港去。”

“唉，在自己的国土上都不能安生，咋弄的嘛。”喝了一口酒，宋承文问：“现在时局到底怎么样？”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早早就把他们娘仨送到哈尔滨老娘那了。我老娘说，如果再不行，就到大连去。我爹说要是两国开战，大连也不行，干脆到香港去。”

“你爹倒是想得够远的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得远一点还是好的。”

“这么说，这中日两国会全面大战？”

“这谁也说不准。”

“唉，太远的，我们这些人也想不到，就是想到了也没什么用。”喝了一口酒，宋承文问：“眼前我省情况到底怎么样？”

张秋山说：“昨天日本人送信来了，要我们今天中午一定要把江桥修好。”

“今天中午？”宋承文说，“就是画桥也来不及，不要说修桥！”

“人家不过是表示先礼后兵罢了。”张秋山说，“如果今天不修好，他们就要派人来修理，并且还要派军队来保护，要求桥两头的我军和张海鹏撤到十公里之外。”

“岂有此理，这又不是他日本国。”宋承文愤然道，“坚决不能答应！”

“不答应，由你不答应吗？”张秋山端起酒杯，把冒着热气的白酒咕地倒入口中，两眼盯着宋承文说，“日本人的嫩江支队不是正开过来了吗？他们在辽宁、吉林得了手，难道会放过黑龙江不成？要不是担心苏联插手，恐怕大军早就开过来了！”

“那马主席的意思呢？”

“他嘛，粗人一个，倔犟得很，当然不肯听从了。”

“是嘛，”宋承文说，“日本人也太欺人太甚，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的，应该让他们知道厉害才行！他娘的，这年头命不值钱，谁怕谁呀！”

“唉，大哥呀，你们这些带兵的，总是这个调调，以为光凭我们这点军队就能和日军对抗了吗？这只不是鸡蛋碰石头罢了！”

“这怎么说，全省也有三、四万军队呀！”宋承文不悦地说，“日军也不见得多过我们。”

“这三、四万军队光是应付张海鹏的军队就够受的了，何况是装备优良、训练不素的日军。辽宁、吉林的部队都挡不住，我们能挡得住吗？”张秋山说，“而且日军占领铁路之便，随时可以增兵，我们呢，却是无兵可增了。”

“不会的。”宋承文很自信地说，“难道张副司令会眼看黑龙江落入敌手！”

“辽宁都不要了，何况黑龙江！”张秋山不以为然地说，“要是真想保住黑龙江的话，不要说从关内调兵回来，万主席至少应该回来主持大局吧，为什么把军政大权交给马占山？因为上面根本就不想打，中央是要从外交方面解决问题。”

的确，明眼人都知道，如果真要保住黑龙江，那么至少身为军政主帅的万福麟应该回黑龙江率部抵抗，而不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交权。

“辽宁、吉林几天之内陷入敌手，如果真的再丢了黑龙江，张副司令怎么向全省的父老乡亲交待，怎么向全国交待哟！”宋承文摇头道，“我们东北军可真是没有脸见人了。”

“敌强我弱，有什么办法。”张秋山说，“马占山倒是犟得很，加上你们这些想立战功的军官，我看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了，可就不知道能打到什么程度。”

“我们是军人，打仗还不是家常便饭，”宋承文说，“至于打到什么程度，那就看双方的实力了。”

“中央和张副司令不派兵回来，黑龙江有多少实力和日本人打？”

宋承文没有出声，因为这答案人人都很清楚。

张秋山又说，“而且一打起来，地方就要受苦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老百姓苦透了。”

“这倒也是，”宋承文点点头，说，“一旦打起来，不管怎么样，地方总是要遭秧的。”

“所以有人主张和平解决，免得百姓遭秧。”

“和平解决？怎么个和平解决法？”宋承文问，“我听说是要让权给张海鹏，是不是就这个和平解决的方法？”

张秋山一口咽下在嘴里的肉，慢慢地说：“说起来张海鹏也是东北军的元老，在目前的这种局势下，如果由他来黑龙江主政，一可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二可阻挡日军进入黑龙江。”

“张海鹏是日本人支持的，一切还不是听从日本人的。”宋承文瞪大眼说，“这就叫和平解决，这怎么能行！”

“可仗也打不起来了呀。”

“这不是和吉林一样了吗？”宋承文摇头说道，“到时候日军一到，将军队全部编遣，什么都完了，和投降有什么区别？”

“这不一样，毕竟这不是向日本人投降。”张秋山说，“由张海鹏到省主政，日本人就没有理由派军队进入黑龙江了。”

“入侵还要什么理由？现在他们也没有理由派军队进入黑龙江呀！”宋承文说，“就算将来他们不派军队来，可是一切必须听从日本人的，这算什么呢？”

“唉，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张秋山叹道，“现在南京中央都奈何不了日本人，我们这里就算是听从于日本，也是迫不得已的事。等中央交涉好了，问题就解决了。”

“马主席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他怎么会答应呢！”张秋山苦笑道，“他平步青云，一下跃到代理省主席、总指挥的位子，军权政权在手，怎么会让于他人？可如果想到全省的老百姓，考虑到几万将士的生命，他就应该让位。”

宋承文想了想，觉得张秋义的话似乎有点道理，如果不打仗，百姓和官兵的性命得以保全。但似乎又不对头，这与投降敌人没有什么区别嘛。想了一会，他说：“管他娘的，我们是军人，听上面的安排。上面叫打，我们就打。上面说和，我们就和。”

“是啊，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张秋义有了几分酒意，说话有些含糊了，“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简直是把人命不当一回事。姓马的这么干，别的旅团长不见得听的。”

“马占山是上面正式委任的，敢不听，军法从事！”

“算了吧！”张秋义摆摆手说，“也不看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大军压境，军心不稳，动辄生变，各自为王的时候。马占山自己只有两团人，有一团还在黑河，能镇得住谁呀？”

“正是大敌当前，各部队的长官才知晓厉害。”宋承文正色地说，“一旦离散，必无生存之理，除非当土匪。”

“难道不会打白旗？”

“愿意当汉奸那就另当别论了。”酒壮豪气，宋承文慷概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的我不知道，政治上的事我也管不了，但是军人守土有责，服从命令为天职。日军不来则罢，如果他们敢来向我侵犯，为了保境安民，理所应当跟他们拼，就算是为国家而死，也值了。若是象熙洽他们那样，那是投敌，是汉奸，会遭国人耻骂，后人也将抬不起头。”

“唉，你们……”张秋义感到话不投机，就不再开口了。

狍子肉质纯瘦，全身无肥膘，肉营养丰富、细嫩鲜美。对着一锅炖烂的狍肉，两人埋头吃了起来。　下午，张秋义带着微醉回到军署。进了办公室还没有坐稳，副官处长唐凤甲就派人叫他。

在处长办公室里，唐凤甲望着这位养尊处优、整天无所事事的少校副官说：“现在前线紧张，我军兵力少，指挥部决定抽调一些军官充实到前线，协助前线部队指挥官。我们处决定派你去。”

张秋义一听，脸色骤然变得苍白，酒意全消。他囁囁嚅嚅地说：“我一向在机关，这你是知道的。没有作战经验，到前线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

唐凤甲有些蔑视地看着他，说：“正是因为你没有多少作战经验，才需要到前线去充实充实。经验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坐出来的。你可是军校出身的少校军官，总不希望别人在背后耻笑你吧？”

张秋义听了这话，脸色马上转为涨红，争辩道“我不是不愿意，而是担心……”

“好了，你不必担心。”唐凤甲打断他的话说，“我已经告诉徐团长，让你到江桥一线去。你赶紧准备吧，明天一早就去。你可要为我们处争光哟！”

退出处长办公室，张秋义咬牙暗骂：“妈的，我知道你早就看我不顺眼，现在找这个机会整治我。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的！”

面对江桥，北岸的正面，除了一条铁道之外，其余都是泥沼地和一些水泡子，很不利于部队展开。在铁道的右边，是水泡子和泥沼地，人马进入就会陷入其中，不用防守：在铁道的左边，是丘陵地带。距江桥不远处，还有几处高地，这将是主战场。

江桥阵地以大兴车站为中心，从北边依布气村北侧的高地，南至韮菜沟，沿江布防三公里。卫队团一营正面扼守桥梁和铁道。二营、三营和机枪连重点防守左翼。卫队团骑兵连、步兵第二旅第四团的两个营，野炮营及其余部队守卫大兴车站。因今年的气候较往年暖和，江水尚未结冻。而且江岸因大水过后，泥沼地里水很深，人马陷入很难拔出。气候和地形有利于黑龙江军队的防守。

十一月三日凌晨，野炮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率所属第四、第五两个中队到达江桥南岸，卸下四门三八式七十五毫米野炮，四门四一式七十五毫米山炮，，开始安炮测量，做好射击准备。近午十一点，两列铁甲车拉着近百名满铁工人到达江桥。在日军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护卫下，工人开始修桥。黑龙江军队按原订计划，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将前沿守桥部队全部撤回大兴主阵地。

谢珂在会议上提出的“拖”案，只能骗骗一那些不懂军事的文官，省得他们多嘴多舌。诺大一个阵地，日本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军队是否撤离？更何况日军在天上还有飞机！日军的飞行员发现阵地有中国士兵，凌空投弹，炸伤数名士兵。黑龙江军队克守纪律，咬牙极力忍耐，未予还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带兵的高级将领都知道，眼见日军侵略而无动于衷，会丧失军心民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多数都主张坚决抵抗。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三军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纯，概不暇计。”

许多将领也纷纷通电请缨杀敌，表示“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愿为抗日救国，捐躯摩踵”，“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但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三军总司令蒋介石，也许考虑得更为全面，他要求国民“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然而，虽然因政策策略不同，日本政府在内与军部死掐，争夺政治、外交的主导权。但是对外却是紧密配合，发出一个声音。目标很明确：既然已经出兵了，那就要有所收获。

针对只有道义力量的国联理事会决议，十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

一、对于十月二十二日提交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有关帝国政府把军队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问题和日华开始直接谈判问题的决议案，日本理事提出包括几点意见的修正案。十月二十四日的表决结果，上述修正案和决议案均未得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未能通过。

二、帝国政府曾屡次声明，此次满洲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目前，帝国军队的少数部队仍驻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几个地点，这是为了保护为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出于万不得已。这当然不可能成为帝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解决纠纷的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帝国政府丝毫没有预想用军事压力来对待和中国的谈判。

三、帝国政府对日华关系的全局早就加以研究，曾在各种场合一再声明，表明了，在形成日中紧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各种成分中，绝不允许对帝国国民生存有关的权益有所改变的立场。不幸，近来中国的所谓收回国权运动趋极端，并在各级学校教科书中公然鼓吹排日思想，根底已深；现在更显然出现了不顾条约和历史，甚至有企图逐步破坏有关帝国国民生存权益的倾向。此时，如帝国政府单凭中国政府的保证，把军队全部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则更会使事态恶化，并使帝国臣民的安全濒于危险。多年来的历史和中国目前的国情，显然证明确实有此种危险存在。

四、因此，帝国政府认为，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帝国臣民的安全，首先只有采取措施，消除两国国民的反感和疑惑，并准备与中国政府协商这方面所必要的基本大纲。此意已于十月九日外务大臣致中国驻日公使的照会中加以说明，并通知国际联盟理事会，帝国政府坚信，只有根据以上见解才能收拾局面，在理事会的讨论中也始终一贯这样主张。帝国政府所考虑的协商大纲是：(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　彻底取缔妨碍相互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之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　对于在满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帝国政府毫不怀疑，以上各项完全符合国际联盟的目的和精神，应该成为建立远东和平的基础的当然原则，必然可以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帝国代表之所以没有把它作为议题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提出，那是因为帝国认为它在性质上应属于日华直接谈判的问题。

五、为日华两国的前途深思熟虑，当务之急应为双方合作，迅速没法收拾时局，由此走上共存共荣的大道。帝国政府现仍坚信不渝，作好准备，与中国政府开始协商关于签订确立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大纲协定问题和把军队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问题。”

中国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依仗武力在中国东北所获得的权益，居然与日本国民生存有关！损害这些权益，日本国民就无法生存！这种理由堂而皇之的一次次说出来,西方列强认为当然，中国政府没有力量敢说“不”。

在第一次声明中，日本政府声称将采取“不扩大”方针，日军“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亦无事实根据。”但当关东军轰炸锦州、扩大了军事占领后，“误传”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日本政府则转而声称“这是为了保护为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出于万不得已。”并且提出五项要求，作为日中直接谈判的基础。

关东军牵着日本政府的牛鼻子，步子越迈越大。不过，日本政府是要借军队的威摄力，以迫使中国屈服，并不想跟着关东军扩大战争，对“满蒙”实行军事占领。国联理事会的决议虽然由于日本反对，没有法律效力，但毕竟各国正睁大眼睛在看着。如果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太过分，引起列强们的强烈反感而进行干涉，事情就很糟了。

黑龙江军队没有退出大兴阵地，而日军则又过了江。眼看要打起来了，想着外相币原交待防止事态扩大的任务，清水发了慌。他急忙跑到黑龙江省政府，与省府官员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此时还能有什么好办法？无非是双方克制，最好是避免接触。经过磋商，决定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到江桥去分别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但麻烦的是，清水是外务省的领事，管不了军队，只得请林义秀作代表。

四日清晨，日方代表林义秀会同中方代表石兰斌，带着随从人员，乘车来到江桥前沿阵地。然后打着白旗来到两军前，分别各自训诫士兵严守纪律。工兵中队队长花井京之助大尉却走了过来，指责黑龙江省政府违约，要黑龙江军队马上撤到十公里外。

趁着清晨的大雾又冷又湿，日军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悄悄地渡过江突入阵地，将左翼警戒阵地的一组哨兵三人捕走。石兰斌闻报，向林义秀多次抗议，要求放还哨兵。林义秀不但不放还，还逼着石兰斌下命令，黑龙江军队全部撤离大兴阵地，否则就会发生冲突。石兰斌忍住气，摇摇头拒绝道：“我只不过是一个旅参谋长，哪有权力下这种命令！”

既然如此，那就把他们逼退！黑龙江军队的忍让，也使日军胆气更壮。滨本命令：正午十二时前，迅速占领大兴车站，以掩护修桥。滨本想当然地认为，在日军的进逼之下，怯懦的黑龙江军队必不敢作战，只能退出大兴车站。

接到命令，第七中队在远矢忠大尉的指挥下，昂首阔步地过江直逼向大兴车站。看到中国官兵居然没有退出大兴车站，远矢大为生气，命令第七中队开始武力驱逐黑龙江军队。攻击信号发出后，飞机临空掷弹，中国士兵倾刻就死伤数十名，大兴车站也被炸毁。这么一点日军就敢如此猖狂！实在是忍无可忍，防守阵地的步兵第二旅四团的官兵被迫奋起反抗。

大兴车站阵地不但坚固，守军人数也远远多于日军，而且还有一个野炮营的支持。一声令下，野炮营就对这个只有轻武器的日军中队展开了一轮急轰，当即就有十五个日军倒在地上，一死十四伤。日军完全被守军的火力压制住，在旷野连头也抬不起来，远矢只得下令后退。

黑龙江军队居然胆敢不听日本皇军的命令，不仅不撤出阵地。而且还痛击了第七中队，使其未能占领大兴车站。岂有此理！滨本火了，命令第二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带第二大队的第五、第六两个中队过江增援。随后滨本再一咬牙，又把联队所属的重机枪中队也派过江。

嫩江大桥被炸坏了三孔，岂是这么容易修的？此时破损处仅仅用一些木料填塞了一下，步兵倒可以通过，步兵大队迫击炮也可以带过去。但野炮、山炮和马车都过不去，野炮、山炮只能排放在嫩江南岸。滨本命令野炮向江北阵地狂轰，配合已经渡江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