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弃守锦州（下）

“九·一八”之后，王正廷执行中央求助于国联，与列强合作，以迫使日军撤兵的政策。号称革命的外交家，居然对日软弱妥协！愤怒的学生闯进外交部，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头破血流。王正廷面子丢尽，不想干了，提出辞职。

任何政府，别的部长或许可以缺，外交部长不能缺。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外交部长更不能缺。经商议，决定由施肇基接任。但施肇基正在国联，此时根本回不来，蒋介石便要起用顾维钧来挑这个担子。

顾维钧，字少川，一八八年生于江苏嘉定。十一岁开始在教会学校读书，五年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二十四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当年回国，任总统袁世凯秘书兼内阁总理唐绍仪秘书。第二年，顾维钧娶唐绍仪之女为妻。

北洋政府走马灯的内阁轮换，顾维钧历任驻驻墨西哥公使、驻美国公使、驻英国公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等职。在此期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

因为是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员，北伐胜利后，顾维钧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东北易帜后，应张学良之邀，顾维钧回国，担任张学良的外交顾问。“九·一八”之后，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顾维钧，成为“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的秘书长。。

“少川呀，”蒋介石对顾维钧说，“儒堂已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了，由施植之接任。但他还在国联，一时还不能回来，外交部现在无人主事。你是特别外交委员会的秘书长，而目前外交部的事，主要也就是中日之事，你就义不容辞担起重任吧。中日之事极为难办，外交上还请你多费心。”

顾维钧摇着头说：“这副担子奇重，我恐怕挑不起。”虽然蒋介石派宋子文几次劝他代理外交部长，但他知道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加上过去出席巴黎和会时，因代表排名顺序的事情，与王正廷、施肇基有一些小芥蒂，更不愿在此时接受这个职位，给人以话柄。

“你就不必推辞了，”蒋介石恳切地说，“你搞外交出身，在国外多年，熟悉英美列国，解决中日之事，主要看英美列国的态度，只有你才能挑起这副担子。现在是国家危难之时，外交是头等大事，长期没人主事怎么行呢？”

“中日实力悬殊，外交难办，我是担心难胜重任。”顾维钧倒不是故作谦虚，弱国无外交，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他对此深有体会。

“正是因为难办，才要借重你，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呢！”蒋介石说，“国家危难之时，我们都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希望你尽展抱负，发挥特长，使我国外交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负政府和国民的期望。”

这顶大帽子扣下来，顾维钧只能苦笑：“说实在话，办外交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外交是要讲实力的，没有实力，那就免不了要吃点亏。”

“那是当然，”蒋介石对此很认同，“我们要是有实力，早就把日本人赶出东三省了，怎么还会让他们来欺侮我们呢！”

“那好吧，我就勉尽全力吧。”顾维钧点头答应了。

“你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是什么？在外交上，我们应该如何做？”

顾维钧想了想，缓缓地说，“我考虑过，中日两军接触过近，很容易产生冲突磨擦，给了日本人进攻的借口。我想，我军暂时可放弃锦州，全部退回山海关，在锦州和山海关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中日两军脱离接触，日本也就没有理由出兵了。其余的事，待国联开会徐图解决。”

“就这样放弃锦州？”蒋介石皱着眉问道，“锦州至山海关无险可守，日本人要是得寸进尺呢？”

“我会要求欧美列强作出保证。”顾维钧自信地说，“这样虽说会暂时丢掉锦州，但可保锦州至山海关近二百公里的安全。”

“嗯，吃亏那是肯定的了，谁叫我们是弱国呢！”蒋介石想了想，点头说道，“这样也可以，那就先交涉吧。”

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顾维钧向在南京的英、美、法三国公使提出建议：“为了避免中日今后的冲突，作为临时措施，中国方面准备在沈阳事变得到基本解决之前，把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到山海关。但条件是，日本应向英美法三国作出不侵入该地区，且不干涉包括警察在内的中国行政等令人满意的保证。”

对于设立中立区的想法，三国公使都认为“此属善策”，表示愿就此事向各自政府请示。受法国外交部的指示，法国驻日本大使在拜访了币原，把中国的建议作了转达，并询问日本方面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五日，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上正式提出锦州问题：“……中国政府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适当措施，在中日军队驻扎地中间设立中立区，该地带应由英、法、意及其它中立国部队驻守，而受到理事会指挥。”

没有什么好处，美国并不愿直接涉入中日的军事冲突，更不想对中立区派兵、担保。美国不愿干，英法两国也就打了退堂鼓。理事会对设立中立区的方案进行讨论时，认为这个方案实施起来困难很大，牵涉到的方面太多，很难执行。因而用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方案：由各国派出的视察员到中国，先行探讨“锦州中立区”方案的可行性。

对此情况，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海军进行商议。通过建立“满蒙新政权”，从而解决全部满蒙问题，是日本帝国的根本方针。而设置中立区的方案肯定了张学良政权的合法性，两者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又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想到十月初轰炸锦州后引起的国际影响，担心英美法等列强会插手干涉，认为此时不宜在锦州方面采取军事行动，静观事态变化。作出了：“在形势变化以前，中央对锦州方面依然避免在军事上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定。他们没有想到，关东军会自作主张，要攻取锦州。

北取齐齐哈尔，南夺锦州，这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由于铁路守备队频繁在沈阳以西地区“剿匪”，与中国保安部队发生冲突，以及其它部队人员在辽西“侦察地型”，关东军要向锦州动手的迹象明显。美国对日本提出警告，说美国政府的忍耐已经到达了限度。

外相币原为此很不安，向南次郎和金谷了解情况。但他被告知：关东军的行动，只是为了剿匪。据此，十一月二十四日，币原对美国表示，日本无意向锦州方面发动进攻。

可是话音刚落，关东军就借口支援天津军，出兵渡过辽河，侵占新民县，目标直指锦州。感觉受了欺骗，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非常气愤，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说：“日本在国际上全无信义，数日前曾声明不进攻锦州，不意口血未干，遽尔反汗……”

美国老大发了火，事情严重了，其他各国急忙跟着表示愤概。于是国联理事会召开会议，旧事重提，并迅速作出决定：“自锦县至山海关一带划为中立区，由各国派视察员直接与中日两方武官接洽，期免冲突。”

关东军的行动，使日本政府处于极其难堪的地位，币原本人更是里外不是人：国际舆论指责他“出尔反尔”；国内舆论指责他“干犯统帅权”。币原也火了，他要求陆军中央下令关东军停止攻锦州，否则就辞去外相职务。陆军中央也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在一昼夜之间，连续发了四份临参委电令，强硬地停止了关东军的前进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代表芳泽在国联理事会表示：日本原则上不反对设置中立区的方案。如果中国军队全部从锦州及其附近撤退，把锦州以及附近到山海关各地方的中国军队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及以西一带，只维持从锦州到山海关各地方的行政权(包括警察权)的话，日本方面就准备原则上保证日军不进入上述撤退范围以内地区。至于撤退地区的具体范围和其他细节，由日中两国直接交涉解决，不需国联讨论。

日本草拟定了一个协定，作为日中直接谈判的基础：

一、在山海关附近长城以东地区，只限于奉天省的县级机关(包括警察)办公，其他一切政治及军事机关连同全部军队，自谈判之日起，必须大约在一周的时间之内撤至山海关附近长城以西。以后不得使任何中国军队进入山海关附近长城以东。也不得以该地区作为根据地，进行诸如由中国方面挠乱满洲治安的任何行动。

二、当华北方面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影响，或是该地区发生重大事态，日本军的安全频于危险时，驻满日军有权通过流经锦州附近的小凌河以西地区。

三、从小凌河口溯至热河省一线，直至山海关附近的长城一带奉天省地区内，在治安发生混乱时，均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

四、为了就本协定的实施问题与中国方面联系，向锦州或其它地点派遣日本军代表。

五、本协定为就满洲问题作出全面解决决定之前的地方性暂行办法。

在中国的国土上限制中国军队的行动，而日本军队却可以自由行动。这哪里是什么协定，简直就是一份想不战而胜的促降书！

即使是这样，那也只是日本政府的一相情愿。陆军中央没有兴趣，关东军也不满：到了嘴边的肉，不能吃下去，只能干瞪眼！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提议说：“锦州已是在关东军的实力控制之下，时机一到，即可攻下，不应设置中立地带。即使有设置中立地带的需要，也应该把山海关到滦河之间作为中立地带。并且，一旦平津发生祸乱，还应取消中立地带，以利于我军行动。”

十二月一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锦州中立区必须列国出兵该地区，以公正中日间之是非，华军始可勉为后撤，今列国不允派兵参加，中立区名词自不适用，退兵更谈不到。”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锦州中立区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

但列强们认为，如果中国军队退走了，中日两军就不会有冲突了，也就“和平”了。因此，他们力劝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方案。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美国人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认为：日本既已撤回沿北宁路攻锦的关东军，并作了不进攻锦州的保证，因而第三国已没有必要介入“中立区”的交涉。并且“确信满洲问题之解决办法，决定于中日直接交涉。”

美国老大发了话，国联理事会于是决定：日军已履行北宁撤兵之诺言，拟使中日间有一协定，使中国军队可退入关内，双方不得派兵越境。

本来就一心依靠列强解决问题，现在列强发话了，能不听吗?南京政府又动摇了，准备接受这一主张。施肇基奉命向理事会表示：“若理事会能充分保障日本撤兵及设立中立区后不借口剿匪等名义重行侵略，则中国准备接受国联决议案。”

畏敌如虎，数百万军队面对敌人的入侵不抵抗，致使大片国土沦丧。现在竟然还要在国土之内设置中立区，这极大挫伤中国人的自尊心。消息一付出，各阶级、各界都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

旅欧华侨救国会致电《大公报》转全国同胞，指出：“国联助日亡我……政府已与日直接交涉，接受亡国条件，划锦州中立区，开共管恶例，此种外交决不能接受。”

中共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报纸消息，国民党已承认在锦州设立中立区……就是说将满洲几万里土地数千万民众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踏践。”

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致电顾维均责问道：“锦州中立区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计划被日本接受，那末锦州以东的领土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不是意味让日本占领锦州以东的全部领土？”

江苏同乡会给顾维均发电，不仅表示反对设置中立区，还扬言：“如不改变计划，就毁你全家祖坟！”

“九·一八”之后，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许多外地学生还组成抗日请愿团赶到南京。此时抗日请愿团变成了示威团，他们和南京学生一起到外交部抗议，要求取消“锦州中立区”计划。有过王正迋被打的教训，顾维钧等人不敢呆在外交部，躲在国民党励志社内，由军警保护，对外保密。愤怒的学生进到外交部，找不到人，便把外交部砸个稀巴烂，并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上“打倒卖国贼顾维钧”。

施肇基在巴黎也被愤怒的华侨痛打，并警告他不参加会议，退出国联。巨大的压力之下，施肇基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蒋介石为此特去电慰留：“一切交涉承既定方针，自有政府负责。”

由于国内民众反对，而且日本的要价畸高，加上没有列强的“担保”，国民政府也不敢实施中立区方案。十二月四日，南京外交特别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同一天，外交部向施肇基发出训电：“中国不接受日本向国联所提在锦州中立区方案，日本如果进攻锦州，中国将不能不采取自卫办法。”

日本不仅要求中国军队撤至关内，而且要求保有日军在中立区的“剿匪权”。中日两国的要求相差太远，国联理事会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提案，并要求中日双方军队各守现驻地点不得移动。

十二月十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决议：

一、重新确认九月三十日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要求中日两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该决议。

二、现在事态比过去更为严重，为了避免中日两国事态的继续恶化，希望避免战争等一切进攻行为。

三、请中日两国继续将形势的发展随时报告理事会。

四、请理事会各国将所得消息提供给理事会。

五、向肇事地点派出调查委员会，中日两国各派一名调查员协助，并给予调查委员会一切便利。

六、下次会议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此期间理事会仍受理此案，必要时再召开会议。

在理事会十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要求日军于十一月十六日之前撤兵。但日军不仅没有撤兵，进而把齐齐哈尔也占领了。既然没有效果，且都已经过去了，撤兵的期限这次干脆就不提了！

芳泽在决议投票前声明：“如日本政府认为日侨的生命及其财产遭受危险，当自由地采取军事行动，以讨伐满洲匪盗及其他不法分子。”

芳泽解释道：“对于决议草案第二段，本人谨代表日本政府欣然接受。应知，此段不得限制日军为直接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起见，对蔓延满洲各部之土匪及其他不法分子之活动，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因为满洲的特殊情势所采取的例外措施，该地区一经恢复常态，就没有必要了。”

既然是例外措施，而且又是讨伐匪盗和不法分子，理事会也同样“欣然接受”了。

但许多中小国家对这个决议非常不满，认为：国联不采取行动对日本进行制裁，甚至不敢正式谴责日本违反国联宪章，就等于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事实，是在纵容日本的侵略行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同样的落到自己的国家？

然而，日本的这些强盗行径，却也正是西方列强们多年来的一贯手法。他们以武力支持下，到别的国家去推行“文明”，在别人的国土上充当主人。如果不按他们所订的规则行事，那就是不守规矩，是野蛮，要予以惩罚，甚至要帮助“水深火热”的当地人民，推翻“暴虐”的政权。他们是日本的老师，劣迹斑斑。因而心里发虚，底气不足，怎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谴责！

日本陆军中央强硬地制止了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步伐，引起了少壮军官的不满，指责他们过于软弱，使得“满蒙问题”长久无法解决。而右翼分子也要求结束币原的软弱外交，建立一个更有力的政府。这两股势力互相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民政党若槻内阁的外交政策、财政政策，此时已经日暮途穷。“十月事件”的冲击之下，内部意见分岐严重，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既缺乏民众根基，又不能控制军方，特别是失去了皇室的支持，若槻内阁的倒台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既使想讨好军方，同意建立“满洲新政权”，但都来不及了。

十二月十一日，在军方、右翼分子和反对党政友会的攻击之下，焦头烂额的若槻内阁被迫总辞职。十三日，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受少壮军人支持的教育总监荒木贞夫任陆相，前外务次长森恪任内阁书记官长。犬养毅的女婿、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任外相。不过此时芳泽还在巴黎，犬养毅暂兼外相。

占领锦州，是全面解决“满蒙问题”的前提。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并无实质性内容，日本的“剿匪权”又得到了认可。并且若槻内阁倒台，国内也已经没有了阻碍。那么，夺取锦州的时机业已成熟。

为了使关东军对锦州的进攻，成为一次“剿匪行动”，避免列强们的指责和干预。日本向外宣传：“……中国方面缺乏诚意，违背帝国心愿之事甚多，且近来辽河东西一带土匪活动日渐猖獗。因此，帝国为维护自身地位的稳固和在满帝国臣民的安全以及整个满洲的治安，决心以极大的牺牲，不得不奋起讨伐之。即帝国前次行动，因中国方面背信弃义而不得已为之。随着扫荡的进展，万一同兵匪、土匪有联系的中国军发生冲突，或日中两军发生接触时，由于不守规矩的中国军的挑衅，恐有招致彼此交战之虞。但这并非帝国所希望，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就在十二月十日理事会决议通过的当天，关东军向参谋本部提出要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并且配置重炮和山炮。十三日，再次提出增兵的要求，并且拟定了《进攻锦州方略》。

十五日，　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发出训令，在进攻锦州时要与“剿匪”同时进行。十七日，参谋本部答应了关东军的增兵要求，决定增派第八混成旅团进入中国。

对这一切，关东军自然是心领神会，很快行动起来。二十一日，关东军发起进攻，第二天便向北打到了通江口和法库。打算向西取彰武，然后沿铁路西南直下取锦州。

对于关东军的野心和企图，只要不是瞎眼，一看便知。英法两国驻日大使于二十三日拜会了日本外务次官永井松三，指出：“鉴于国联理事会的宗旨，我们提醒日本政府注意，希望锦州方面的事态趋于平静，不要酿成严重局势。”

第二天，美国驻日大使也拜会了犬养毅，明确表示：“在满洲的问题上，美国支持国联，并决定与之一起行动。希望日本尊重国联的意见，迅速取得和平解决。”

但是，看透了欧美列强的日本陆军回答道：“日本军队通过十二月十日的国联理事会决议获得了讨匪权。兵匪和正规军向来无法区别，因此，进攻锦州是讨匪的必然归宿，其责任在中国一边。”

已经和陆军合穿一条裤子的日本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日本军队到锦州城里去“剿匪”。声称为了自卫才继续讨伐“匪贼”，责任在中国方面。

在中国的土地上“剿匪”，还要说中国军队会不守规矩进行挑衅，这是什么话！而同样也想从中国身上割下一块肉的列强们，此时还没有触动到根本利益，自然不会为了中国，也不会为了所谓的正义、公理，冒着开战的风险与日本闹翻。他们认为：中国不是一直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吗，让日本军队敲打敲打一下也好。

在关东军发动进攻之前，陆军中央担心天津军趁机乱来，二宫特意发电指示（八七号）：“……即使在锦州方面形势紧迫，贵军亦要决心以目前兵力坚守各自阵地，以完成贵军的本来任务。倘若中国军向关外的锦州方面出动大部队，并对贵军发动正式进攻时。关于贵军应采取的行动，中央将随机应变地给以指示。但须知大体精神是死守阵地，以待增援。

总之，即使锦州方面情况一旦波及到平津地区时，贵军亦应切记不得在该地区主动挑起事端，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而应设法以全部兵力执行原来任务。……”

关东军在陆军中央的支持下，气势汹汹，锦州似乎倾刻即下。香椎看红了眼，对军部中央限制天津军很不满，发电要求：

一、将我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截断驻锦州的中国军队的退路，配合关东军将其歼灭。

二、在上述前提之下，我军以所余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塘沽。

三、在临时增派的部队尚未到达之前，我军对通过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尽量不予进攻，待增援部队到达后，按一条规定行动。如有从关内向关外增援的中国军队，应予以阻止。

为了适应我军上述计划，希望临时增派的部队全部在秦皇岛登陆。

香椎解释他们的这个计划理由是：

一、如果中国军队完整地撤至关内，张学良的地位则不会发生动摇，这样会给满洲问题的解决留下一个顽症。

二、如果能将锦州的中国军队消灭，不仅使张学良一蹶不振，而且能使关内的张学良的军队分崩离析，很容易找到一个华北作战的借口。

三、如果不能这样做，就关内目前的形势而言，由于各种关系，要名正言顺地在华北找借口挑起日中冲突是极其困难的。

“谁说要在华北作战？天津军真是没有头脑！”在参谋会议上，石原蔑视地说，“原来是希望天津方面发生动乱，但只不过是为了进攻锦州找一个借口，并不是要在华北作战。现在国内外已公认了占领锦州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分心于天津，十分不利，会坏事的。”

“是的，”阪垣十分赞同他这位老搭挡意见，说，“锦州的军队全部撤至平津，必然会使他们直接遇上军费困难的问题，再加上蒋、张两人在政治上的处境，张学良很可能不攻自败。”

一贯紧跟石原的片仓也表示同意两位上司的主张，并说：“我们应向中央表态，我军不同意硬将事态扩大到平津地区。”

听完了众参谋叽叽喳喳的发言，主持会议的三宅以一副处变不惊、四平八稳的姿态说：“我也不同意将事态扩大到平津。不过，如果军部中央有决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也就不要多说什么，干好我们自己份内的事情。”

本来就没打算把战事扩大到华北，能把满洲拿下、稳定住，那就已经了不起了。怕就怕关东军野心勃勃，与天津军联合提出要求。正好关东军也不同意，很快香椎就接到了参谋总长的电令：“

一、关东军对贵军进攻锦州的方针未表示同意。

二、临时增派的部队，不准备运往秦皇岛方面。

三、另外，贵军应根据八七号电的指示精神行动。

四、有关具体事项，由参谋次长发布指示。”

二宫在电报中说得很详细：“……当进攻锦州时，若驻山海关部队采取积极行动，会使中国军队感到退路被截断，出现狗急跳墙、兔急咬人的情况，可能使关东军徒然付出更大的牺牲。同时，为了不使锦州的中国军队逃往热河，也要闪开退路，不得阻止其退路，这是大局所需。山海关部队必须严守其驻地，不得采取积极行动。

从整个形势上看，东三省大部已在我控制之下，将进入整顿治安的阶段，锦州问题的解决，平定满蒙的事态，得以着手建设局面正在到来。因此判断目前关内的形势如何变动，不会对东三省带来多大的波动。因此，贵军的积极行动，非但不能促进满蒙问题的解决，反而扩大了事态，引起纠纷，影响国际威信，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故望深思熟虑。对前线部队高昂的士气和同仇敌忾之心虽深表敬意，但又要顾全大局，贯彻中央的意图，极力控制这种心情。对你们煞费苦心，我们因然深为了解，对你们的苦衷也满腔同情。但是，如前所述，贵军如何行动，对国家前途关系甚在，因此，希望极力克制，努力使一线指导不犯错误。”

“关东军是怕我们分功。”香椎无可奈何地向他的参谋长说，“我军这点兵力能干什么，怎么能与关东军相比。千余名官兵在几十万敌人之中，一旦发生冲突，不堪设想。现在关东军是宠儿，要兵给兵，要枪给枪，想干什么都行，我们成了弃儿啰！”

“中央的方针已定，我们毫无办法。”参谋长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十二月二十一日，国内第十师团第八混成旅团、装甲战车队、重榴弹炮大队和加农炮中队，均渡海经大连到达沈阳。关东军进攻锦州的准备，大体完成。二十四日中午，本庄以“对大凌河以西之匪进行讨伐”之名下达了军令：“

一、第二师团应于二十八日从辽河一线出发，扫荡前面之敌匪，然后向沟帮子前进。

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应策应第二师团，并随时准备乘北宁铁路火车向沟帮子一带前进。

三、混成第八旅团应将兵力逐渐集结于奉天，随着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前进，准备以主力向打虎山、沟帮子之间地区前进。

四、军飞行队应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后，以主力首先协助第二师团作战。”

一旦锦州之战打起来，那将是“九·一八”之后的最大一次会战。尽管关东军在武器和交通运输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兵力和地型的关系，显然将会是一场苦战。因此，中旬时参谋本部就决定增派第八混成旅团、装甲战车队和榴弹炮大队。后来有消息报告，中国政府决心死守锦州，并已派出增援部队北上。经关东军要求，参谋本部于月底进攻前，又决定增派驻朝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重轰炸机中队。

二十八日，第二师团从田台庄出发，向锦州方向攻击前进。　虽然一路受到独立第十九军和抗日义勇军的阻击，但损失不大，二十九日下午便占领了盘山，三十一日晚上到达沟帮子；三十日出发向打虎山攻击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当晚便到了打虎山，第二天下午到达沟帮子附近；左路混成第八旅团的先头部队于三十日当晚到达大凌河左岸。至此，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司令部、五个旅团、独立守备队三个大队，近三万人，兵分三路逼向锦州，准备在锦州与东北军进行决战。

关东军在三十日下午，得到天津军报告，东北军的独立第二十旅，从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开始撤出锦州。飞行侦查队报告，锦州车站附近人很多，十分拥挤，列车已经摆好了向西开的架式。驻北平的陆军副武官报告：张学良为了防止自己的政敌和内部反对派，只好撤出锦州。

三十一日，这是本年的最后一天，各种渠道的报告都说，中国军队要全部撤出锦州，打算在一月五日撤退完毕。

“是不是真的？”石原感到不太可信。锦州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未加以抵抗而放弃，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向阪垣说，“中国方面不是要调军队北上增援，要死保锦州的吗？”

“会不会是个陷井？”阪垣也怀疑地说，“如果伪装撤退引诱我军一部急进，他们再依仗人多势众攻击我军，那我军将陷入苦战之中，援救不及。”

“我军尚未集结完毕，也不知中国派出多少兵力北上增援，　还是慎重一点为好。”石原说，“按原订方案，暂不过河，把部队集结于大凌河左岸，待进一步消息和增援部队上来。”

当天晚上，山海关传来消息，东北军确实正在撤离锦州，采用乘车和徒步行军并行的方式，行动十分迅速。据说张学良害怕日军在平津一带登陆，切断他们的后路，所以不愿守锦州。而且，也未见有任何中国军队北上。

“不好，”石原叫道，“张学良撤退得如此之快，连抵抗一下的面子功夫都不做，恐怕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片仓问，“是不是害怕我军将他们包围全部吃掉，不太可能呀！”

“当然不可能，”石原想了想，推测道，“恐怕是想迅速与我军拉开距离，再提设置中立区的方案。”

“嗯，这很有可能。”阪垣点点头，“也许他们正在和内阁、军部进行交涉。我们不能等了，必须急急跟进，一定要占领锦州，否则我们会白白错过良机。”

“那就不必再等第二师团集结了了，刚过江的第二十师团立即乘车直奔锦州。”

“这样更好，”阪垣同意道，“不能让中国军队有脱离接触和喘息的机会。”

北平城里城外都下着雪，天阴沉沉的，看来这雪一时半会还停不了。雪虽然下得不大，可已经下了两天了，车走人行，道路也变得泥泞滑湿。在这种天气里，最好莫过于呆在家中，围着火炉喝酒闲聊，或是打牌下棋。但是，冒着风寒出门在外的人也不少。不仅是忙于生计的升斗小民和脚伕商贩，也有忙于权势的人，尽管他们已经有钱有势了。

宋继贤已经不为权为势而奔忙了，所以车伕老刘驾着马车慢悠悠地走着。马车四周罩有厚厚的棉罩子，里面还有一个小火笼，暧烘烘的，丝毫感觉不到寒冷。他不是出门，而是在小妾翠莲那里享受了温柔的春梦后，现在回家。

随老刘一声响鞭，吁的一声，马车停在宋宅大门前。撩开厚厚的门帘，走出马车，被寒风一吹，宋继贤不由打一个哆嗦。他赶紧柱着手杖，加快脚步，迈上台阶，走进大门。

“爹，你回来了。”跨入大门，便见宋承武在前院向他问候。向前走了几步，宋继贤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宋承武说：“半夜后回来的，所以刚起床。”

“你最近很忙吧！”

“是啊，**攻城，宁粤党争，天津骚乱，锦州危机。唉，事情太多。”

“对了，”宋继贤一边走一边问，“国民党那一帮子人，从广州吵到上海，现在又吵到南京，现在吵完了？”

“算是吵完了吧。林森任国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

“真是孙科当院长？”

“是的。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责任，行政院长负实际责任。”

宋继贤摇摇头，“这个公子哥，他能当行政院长？”

“这有什么不可以，”宋承武双手一摊，说，“溥仪三岁还当皇帝呢！”

“这怎么一样呢。”宋继贤说，“行政院长负实际责任，就是要管理一国之事，他行吗？”

宋承武笑道：“你问我，我又问谁呢？”

他俩一进书房，刘妈便带着女佣端一盆炭火跟来，给父子俩沏上茶后，便退了下去。

宋继贤装上水烟，点上纸煤，呼噜呼噜地吸了一气，才问道：“前一阵听说双方在上海吵得很凶，互不相让，怎么又会让广东占了上风呢？”

“没有办法啊！”宋承武说，“蒋总司令不下野，广州、上海选出的中央委员不肯到南京开会的。蒋总司令不愿背负着分裂的罪名，只好宣布辞职。”

宋继贤摇摇头，说：“一个国民党，分三处召开全党大会，这已经够荒唐的了。最后统一了，还推出一个公子哥来管理国家，更是荒唐。”

宋承武说：“蒋总司令十五日宣布辞职后，二十二日，一中全会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中政会不设主席，实行常委制，蒋、胡、汪三人当选常委。会议还修改国府组织办法，国府主席是国家元首，不管具体事务。新的政府实行内阁责任制，只对中政会负责。”

“实行内阁责任制，又要对中政会负责，还是以党治国。中政会常委制，实际上就是分权制。三个常委如果不是一条心，这个新政府能干什么事？”宋继贤连连摇头说，“孙科并没有什么实力，选他当行政院长，恐怕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儿子，三方都接受而已。不用说，以后权势的争斗只会更多，绝不会少。”

“不管过去以后，权势的争斗从来都不会少的。”

“罢了，这个不去管他，张副司令现在怎么样？”

“保持低调呗，”宋承武叹道，“一些人利用沈阳事件攻击张副司令，说东道西的，颇为难听。学生和民众经常游行示威，还要求政府对他严惩。张副司令有口难辩，心情极差。”

“他已经辞去了副总司令的职务，也算是惩罚了吧。现在日本谋夺锦州，他这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有什么打算，是战是退？”

“唉，退不甘心，战无信心。进退维谷，很难做出决定。”宋承武说，“黑龙江马占山败退，现在日军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可全力攻击锦州，锦州可以说是孤城一座。”

“从军事上来说，锦州要守。”宋继贤说，“东北是我们的根基，如果丢了锦州，就把东北和关内隔开了。没有了根基，军心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啊，东北军怎么能丢掉东北呢？我就难以接受。”宋承武说，“我觉得中东路与苏联一战失利之后，张副司令已经全然没有信心了。”

“当然会有影响，但也不全是这样，事情要复杂得多。锦州要守，这没有错。但要看怎么守，能不能守得住。”宋继贤分析道，“要守锦州，还得顾虑后路。那就要将部队集中到沿海一线，以防日军在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处登陆。战线如此之长，没有大批援军，我东北军决无取胜的把握。更可怕的是，到时会有人在背后乘机捣鬼，使东北军陷入前有虎后有狼的境地。”

“说得对啊，就是这个情况。”宋承武点头说：“那些党国元老，军政大员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共赴国难’、‘此而可忍，何以为人？’、‘与倭寇决一死战’等等。可都是坐地放炮，从没有见过哪一个带兵前来。他们就希望日本就此止步，以保住关内。现在设置中立区不成，这些人又叫喊要‘死守锦州’。可没听说谁要来死守。”

“这些人的算盘精得很。”宋继贤嘲笑道，“东北不是他们的地盘，丢了就丢了，与他们关系不大，不着急，可以慢慢来。如果日军入了关，这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所以你东北军一定要使日军止于锦州。”

宋承武张大嘴巴：“啊，这么说来，我们东北军岂不是……”

“你急什么？”宋继贤轻松地说，“这个如意算盘连我都看得出，张副司令看不出吗？就算张副司令年轻，阅历不足。那张辅忱、于孝侯、王霆午这三个上将是干什么的？一大群文官武将是干什么的？你以为都象你一样！”

宋继贤的分析并不错，南京中央确实有此意，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也看得清清楚楚。

十一月三十日，特种外交委员会作出新的时局处理方针：“……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至万不得以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惜，惟必须筹画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致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

于是，顾维钧于十二月三日紧急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过了两天，顾维钧又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其能防御。”

十二月八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学良，叮嘱道：“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但如何抵抗，没有计划，也没有布置。下野之后，张学良还致电他“乞公赐予最后指针”，却没有回音。

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自己“清高”的吴稚晖，从来没有要求蒋介石下令抵抗日本的入侵，还竭力阻止蒋介石“北上抗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就来劲了。二十四日，他在开会期间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

第二天，南京中央电令张学良：“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域，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南京中央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有苦难言，回电道：“国民政府钧鉴：奉有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足，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竟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张学良叩。”

对于张学良的请求，南京中央“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二十九日，张学良再次电报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由营口攻取田台庄，我甲车与日甲车在激烈冲突中。日方剧增多数骑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方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台庄镇卒被日方占领。当时我军犹屯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未积极前进，然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个师团以上。另外驻屯沈阳各处，以备随时应援的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已迭命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

斯时，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差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无侥幸之理。且自锦州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处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州一带，一有冲突，势必同时以海军胁迫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昨日又得报告，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如果确属事实，我东北军只有此数，顾此失彼，必不能免。且东北根据地既已全失，枪炮子弹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供平时开支，尚不敷用。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从筹措？目前又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祁寒侵逼，视之令人痛心。凡此种种困难，谅邀鉴察。

学良身已许国，不避艰辛，然力所不及之处，亦何敢避忌不言，致误大局，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拨现款XX百万元，用发火食饷需。亦知中枢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饷暖，不得不筹。并请速发枪炮弹药，以利战斗。此外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殚尽愚诚，亦必无济于事。时机紧迫，未可稍延，披肝沥胆，原非得已，临电不胜翅企待命之至。”

可是，此时新旧政府尚未移交完毕。财政部长宋子文走时，来了一个大拆台，许多部长、次长、处长跟着辞职或弃辞。国库也是空空如野：每月的收入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仅军费一项就必须一千八百万，各军的几十个代表整天齐集在军政部索发欠饷。没有钱，发兵增援的事，自然就不用提了。

再说各军阀也根本不买孙科的帐，他调动不了军队。蒋介石回到了奉化老家，胡汉民滞留香港，汪精卫在上海养病，三个中政会常委一个也不在南京。无钱无兵的新政府除了空喊以外，别无办法。

空喊也要喊。三十日，南京中央再次致电张学良：“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并勘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陷入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

结果“东北军下级军官”火了，发表联合声明：“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东北将士，决心为东北而死，望南方同胞，弗徒以空言作抵抗。”

在锦州的荣臻也火了，致电南京中央，厉词斥责：“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东北的税收没有了，近二十万军队集中于华北一带，吃饭都成了问题。中央一贫如洗，自顾不暇，援军也是不会来的。没有中央人、财、物的支持，仅“以东北一隅之力，抗日本顷国之师”，张学良实在没有这个勇气。于是，张学良把将锦州的正规部队急速撤走，只留下警察组成的三个骑兵总队。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下午六时，日军先头部队进入锦州。三日上午十时四十分，第二十师团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占领了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