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溥仪出逃（下）

“御前会议”没有什么结果，会后的“从长计议”也没有得出决定。但是，土肥原与溥仪相见的消息第二天就登了报，并且还点明土肥原这次的目的就是要溥仪到东北搞复辟。民国政府很快就派了监察委员高友唐来做说客。

高友唐五十四岁，汉军旗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一度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还曾自动替溥仪向南京国民政府索要“岁费”，虽然没有结果，但溥仪认为他还是“心怀旧朝”的。在“帝妃离婚案”之前，他与五十一岁并已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案也轰动一时。

“皇上，我接到电报，受托来告诉你。”高友唐对溥仪说，“民国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数目，数目由你定。至于住的地方，希望你选择上海。”

溥仪冷冷地说：“民国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孙殿英掘了我的祖陵，民国政府管都不管，现在才想起优待。我哪儿都不去，你还是大清的旧臣，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陪着笑脸说：“民国政府过去做得实在不算好，但这次是认真的。如果皇上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有了外国人做保，民国政府自然就不敢不兑现。”

溥仪挖苦道：“我不过是一介平民，实在不值得中央挂心。况且，当前内忧外患，灾民遍野，国家要是有钱花不完，我建议救济灾民。”

高友唐继续劝道：“皇上，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要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平，也可以商量。就是想出洋，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也都是可以的。”

可是在东北，皇帝的宝座正向他招手。溥仪没有兴趣听下去了，挥挥手：“你的话我知道了，今天的谈话可以告一段落了。”

走不走尚未定，治安情况却越来越糟了。有人往院子里丢死猫死狗，玻璃窗被人扔石头砸碎。有人送恐吓信，有人打恐吓电话，甚至还有人送藏有炸弹的果篮。在静园的周围，还出现了“形迹可疑的人”。据日本人说，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虽然是日租界，又有日军装甲车的门口“保护”，溥仪还是整天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天津不能呆了，本来就想“启驾”的溥仪，决定立即动身。

动身的日期订在十一月十日。可是怎么走呢？溥仪虽说已经不是皇帝了，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公民”。但他这个公民比较特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受人关注的。现在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盯着。而且在静园，还有日本驻津领事馆派驻的警察。因此，溥仪决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走。要是消息传出去，事情就不好办了。不仅是肯定走不了，而且还会引起别的事情。

出走事也不能向“大臣”问计，因为很容易走漏风声。溥仪正在愁眉不展之时，他的随侍祁继忠为主分忧，倒是想出了好办法：用汽车“偷运”。祁继忠只有二十出头，在溥仪被撵出紫禁城之前不久入宫。他机敏聪明，深得溥仪的宠信。在天津这几年，他晚上作为溥仪的陪寝人员，白天掌管司房财务开支。

初冬的天津黑得早，残阳直线坠落，一晃就不见了。很快，院子里在寒风中摇曳的树叶，也变和模糊了。院子内，院墙外，人声也逐渐稀少了。溥仪这一次很有耐心，一直等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动身，而且不要说众多的“大臣”不知道，连他的“皇后”也没告诉。

汽车是一辆双座敞蓬跑车，是花了一万五千元大洋买进的。为了掩人耳目，溥仪躲进跑车的后箱里，佝偻做一只虾状，样子极为不雅，但此时也顾不上了。祁继忠坐在副驾驶位上，另外叫一个佟功永的侍卫当司机，把“空车”开出了静园。

虽说是日本租界，但街巷也是破旧狭窄，坑坑洼洼的。佟功永的开车技术基本上是坐车“看”来的，而且一共也没开过几次车。这次又是晚上开车，心情更紧张，开得摇摇晃晃。汽车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上了电线杆，溥仪的脑袋被后箱盖狠狠地碰了一下。但在紧张和兴奋中，溥仪并不觉得疼痛。

此时保安队和便衣队正打得热乎，枪炮声不时在近处响起，日本租界和周围一带整日戒严，路上寂静无人。有吉田的汽车在后面护送，一路通行无阻，溥仪顺利地到达了预定地点—日本的料理店。溥仪爬出车箱，在料理店里匆忙换上日本军装，打扮成日本军官，乘上日军的军车，沿着白河一直开到码头。码头上停泊着一只日本运输汽船，走进船舱，看到早已在此等候的郑孝胥父子。而且他的警卫官工藤铁三郎，关东军的代表上角利一也在，溥仪这时心情才稳定下来。

汽船顺着白河向海口疾行，一路有惊无险，紧张刺激，半夜时分到达大沽口外。到了这时，几个人才放下心，津津有味地吃着日本兵给的酱汤、咸白菜，喝着日本清酒。早上，他们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向东北驶去。兴奋之中，一行人无法入睡，听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溥仪历经种种艰难，“龙”作狗状，终于从天津出逃到了东北。本以为当他登岸时，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无数的“子民”摇着黄龙旗，向他高呼万岁，欢迎他这个“真龙天子”。但轮船驶近岸边时，从船上往岸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动静。船靠码头时，根本没有什么人群，更没有他想见到的黄龙旗。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装。除此之外，只有初冬的寒风呼呼地吹过海面，使人倍感凄凉。

这样的场面使溥仪感到浑身发冷，他木然地，脸色苍白地踏上了码头。这时一个彬彬有礼、戴着一副细腿近视眼镜的一个日本人迎了上来，上角指着他对溥仪介绍道：“这位是阪垣大佐派来的内藤雄一君，内藤君和我一同照顾宣统帝。”

这个内藤雄一的真名叫甘粕正彦，在中国名不见经传，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但是在日本，他却是大有“名气”。提起甘粕正彦，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中午，日本关东地区突然发生大地震。此时正是家家做午饭的时间，地震引发大火，燃遍了东京和横浜几乎所有的住宅区，被大火烧死的人近十四万人，财产损失无法准确统计。地震刚过，为了寻找替罪羊，也为了趁机拔掉“眼中钉”。谣言无故四起，说是朝鲜人和左翼分子冒犯了先祖英灵，引起了地震。于是日本宪兵、警察和极右分子四处搜捕朝鲜人和左翼分子。被捕之人，有的当街就被砍了头，有的被投入监狱，随便乱问几句便杀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运动领袖大杉荣，他的妻子伊藤野枝叶，以及七岁的外甥橘宗被宪兵抓捕。

甘粕当时是东京麹町区的宪兵大尉，受上司之命，他在九月十六日的晚上，悄悄地进入东京宪兵司令部关押大杉荣的牢房，突然从背后把大杉勒死。然后甘粕又到大杉妻子的牢房，把伊藤和橘宗也勒死，裹上棉被投入井内。

后来，这件惨案被揭露出来。军人残害儿童触犯了众怒，并且还有传言说是天皇指使的。为了天皇的名誉，甘粕被抛出来当了牺牲品。经过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他被解除军职，判了十年徒刑。但他仅在牢里呆了三天就获得释放，在一位自称是“天皇的朋友”的资助下，到法国去学习“美术”。一九二九年夏天，他改名换姓窜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在吉林、哈尔滨煽动日本浪人四处散布谣言，搞破坏，为关东军出兵找借口。

对此一无所知的溥仪一行，从营口上岸后，跟着他们又是火车又是马车地赶路。一路上没有任何解释，稀里糊涂地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住进了对翠阁旅馆。

汤岗子温泉位于鞍山市的南郊，昼夜不息滚滚喷涌的泉水无色无味，清澈透明，水内含有多种微量元素，水温高达72c。据说汤岗子温泉在唐代贞观十八年即被发现，唐太宗李世民，金太宗完颜晟，清帝乾隆都曾在这里“坐汤”。日本人在这个“名池”胜地，也修建了“玉泉馆”和“对翠阁”。

对翠阁旅馆是座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有三十余间客房，一应家具俱全。温泉浴池由大理石所造，各种设备也相当华丽。溥仪被带到楼上一间客房，在这里见到了一直为复辟奔走的“臣子”罗振玉和商衍瀛、佟济煦等人。

见到溥仪，罗振玉拖着一条花白的辨子，按宫廷礼节一本正经地向他跪叩请安，然后说：“皇上，臣正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在商谈结束之前，不宜把皇上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臣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

“原来是这样！”溥仪点点头，自作聪明地说，“怪不得我没见有人在码头迎接，原来人们还不知道我来。没有关系，这我理解。”

温泉区环境优雅，景色秀丽，一片湖光山色。优雅的环境，高档华丽的住处，美好的未来，溥仪的心情变好了。他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下美丽的夜色，心旷神怡地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漱洗之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招呼随侍祁继忠：“我要出去蹓跶蹓跶，看看附近的风景。”

不料祁继忠搓着双手，苦着脸说：“不行啊，皇上，不让出去了！”

“怎么不行？”溥仪惊异地问道，“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下不让下啊！”

啊！溥仪四处一瞧，果然到处是持枪的日本兵，顿时觉得浑身发软。祁继忠见“皇上”快要瘫倒在地上了，急忙把他扶到屋里。

“这、这、这是怎么一回事？”溥仪坐在沙发上气呼呼地说不出话来。

闻迅跟着进来的郑孝胥父子也大为生气：“罗振玉呢，他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能这样？皇上，应该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跟着来“照顾”溥仪的日本人只有上角和甘粕，上角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这是为了安全，是为了宣统帝的安全。”

“我们在这里要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阪垣大佐的安排。”

“熙洽他们呢，”溥仪问，“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的吗？”

“这，也要由阪垣大佐安排。”

“那罗振玉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问。

“他到奉天找阪垣大佐去了。他们现在还正在讨论新国家的问题，待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

“哦，讨论新国家的问题，”溥仪听了怀疑地问，“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你说的这新国家的问题还在讨论是什么意思？”

上角不作正面回答，含胡其词地说：“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呢！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在一旁的郑垂插嘴问道，“是到奉天去吗？”

“这也要听阪垣大佐的安排。”

“什么都要听阪垣的安排，”溥仪气恨恨地跑到另一间屋问佟济煦，“你从奉天拍电报说的‘万事俱备’是什么意思？”

“这是袁金铠他们说的，”佟济煦说，“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溥仪身边的管家，只是个跑腿的角色，哪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哪你说，”溥仪转脸问商衍瀛，“你说这是什么一回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商衍瀛苦着脸说，“这地方真是糟透了，连个‘乩坛’都没有，否则的话，我可以请大仙出来问一问。”商衍瀛是进士出身，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善长算卦求神、扶乩问卜之术。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办事的！”溥仪此时气得无话可说了。

溥仪在惶恐不安中渡过了一个星期，终于这天上角告诉他：“宣统帝，刚刚接到阪垣大佐的电话，叫你搬到旅顺去。”

“去旅顺！”溥仪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去奉天呢？”

“这还要等和他们阪垣大佐谈过妥了才能定。”上角笑嘻嘻地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土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都很方便。”

已经到了这里了，还有什么说的。溥仪叹了一声：“好吧，你说的也有理，那就去旅顺吧。”

到了旅顺大和旅馆后，仍然和在对翠阁旅馆一样被软禁着，溥仪总是听到无时不在他身边的上角和甘粕对他说的几句话：“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会有人来请。”

溥仪最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他知道日本人不至于把他弄到这里来加害他，而是所谓的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未确定。这对于他来说，比起没有人在码头迎接更为堵心。没有人在码头迎接，可以说是“筹备不及”或“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但这“国体未定”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溥仪问郑孝胥，“既然国体未定，土肥原干嘛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皇上，”郑孝胥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皇上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毕竟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之前，自然叫未定了。”来到旅顺以后郑孝胥父子不再受软禁了，可以自由地与日本人“商谈国事”。

“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了，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郑孝胥劝慰道，“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在皇上未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是这样么？”纵然是自己的“近臣”和“皇亲”，但溥仪此时也不太相信了。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

溥仪在等待，等待就是有希望。而恭亲王溥伟此时已经绝望了，正收拾行装，离开沈阳回大连。

爱新觉罗·溥伟，祖父是咸丰皇帝的六弟、第一代恭亲王奕欣。因为是出生于恭王府的王孙，溥伟十岁时就获得了头品顶戴。一**八年二月，奕欣病故，其长子载澄早死，由过载澄继子、十七岁的溥伟承袭恭亲王的爵位。溥伟后来任过正黄旗汉军都统、镶黄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禁烟大臣、内书房行走等等一大串职位和名衔。

溥伟长像不错，一个风度翩翩佳公子，而且文才口才也不错。但毕竟太年轻，少不更事，有些狂妄。不仅和宗室亲贵相处得不太好，对汉人的大臣将领也不尊重。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国藩之后汉大臣第一人。而且他比老恭亲王奕欣还年长十岁，溥伟见了他竟直呼其号“少荃”。因此，溥伟虽身兼多种职位，但却没有实权。

光绪皇帝去世时没有子嗣，溥伟二十八岁，正当年。按理说，他是继承帝位最合适的人选。但据说慈禧太后欣赏溥仪的父亲载沣，痛恶溥伟的名义父亲载澄，同时也为了能继续垂帘听政，选定了三岁溥仪做皇帝。没有继承帝位，溥伟为此忿忿不平，嘴不饶人，更是为人疑忌。

辛亥革命时期，溥伟与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主张整兵与革命党决战。但隆裕皇太后等人已经吓破了胆，拒绝了溥伟等人“忠勇”，溥伟愤而离京到了青岛。一次大战开始，溥伟等人在青岛重建已被解散的宗社党，妄图复辟清王朝。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他们组织起“勤王复国军”，进行了两次“满**立运动”。但随着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这倒行逆施的运动没有多少人支持，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宗社党也再次被迫解散。

伤心之余，无奈之下，一九二二年秋，溥伟移居大连，建起了一座“星浦山庄”做起了寓公。清王朝被推翻后，皇亲贵族们头顶上那些金灿灿的爵位，以及把老百姓吓半死的名衔没有用了。昔日八面威风的王公，今天成了默默无闻的平民，门前冷落车马稀。只能结交一些无聊的文人，赋诗作画，借以打发虽奢华却又惆怅而漫长的岁月。

“九·一八”之后，几天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十余个市县，傅伟又开始兴奋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过，他认为这是一个时机，便从大连窜到了沈阳。在一帮遗老遗少的支持下，也靠着他多金，就当上了“辽宁四民维持会”的副会长，负实际责任。

建立“新国家”需要民意，有溥伟这样一个有王位的满清皇族之人跳出来，日本人那是求之不得，自然是大加鼓励。而有了日本人信誓旦旦的支持，溥伟也就信心十足，准备在东北建立一个“明光帝国”，重振大清雄风。他当上会长后，便四民维持会里设了五个部，作为将来“明光帝国”的内阁。

过了几天，溥伟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下，率领他那一帮遗老遗少、食客随从跑到北陵祭祖。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以壮声势，他们放出话：“凡是参加仪式者，每人发一套新衣服。”这一来，为了这一套新衣服，贫民穷汉，赌徒乞丐蜂涌而至，竟有两千多人，场面一时颇为壮观。

上百喇嘛在陵前诵经，溥伟身着亲王的蓝袍紫褂，头戴瓜皮平顶帽，在众人的簇拥下，跪拜致祀，宣读祭文，最后还高声三呼中日亲善万岁。

两千多人耐着性子站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仪式完结，却什么也没有发。眼巴巴地看着溥伟一行扬长离去，大呼上当，一片怨骂声。

有了日本人的支持，有了一帮遗老遗少的帮衬，溥伟马不停蹄的四处奔忙，不断出席各种集会，进行演说。月底，他在大和旅馆召开“建国”准备会议，讨论关于“明光帝国”如何建立，采用什么政体等问题。在会上，他表示要承担责任，带领“新国家”走向富强。

溥伟做梦都想复辟大清，但此时却打着“明光帝国”的招牌，而不是打大清的招牌。一方面是关东军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并不打算复辟清朝。别一方面，他是想撇开溥仪，自己坐上“龙位”。但以维持会委员、原内务大臣金梁为首的一帮遗老认为：你溥伟虽是亲王，但“皇上”还在，就轮不到你。

在土肥原主持、日本特务、满洲青年联盟的参与下，这一帮遗老遗少开了好几次会，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些天，还是没有定下来。

直到得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已从天津到达了东北。溥伟才醒悟过来，原来日本人是利用他搞热身宣传，根本就无意于他。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大戏前的跳加官。现在溥仪到了，他的作用也失去了。如果他执迷不悟，妨碍了日本人的计划，恐怕连命都难保。溥伟是个聪明人，他赶紧摘下招牌，收拾行李，乖乖溜回大连继续当寓公。

溥仪在为“国体未定”而不安，其实是日本政府并不同意关东军的“建国”计划。国联在十一月十六日要召开会议，外务省正使出浑身解数，为日本的出兵进行辩解。得知关东军自作主张，已经把溥仪弄到了东北，恐怕国际舆论对日本不利，坚决反对让溥仪露面。陆相南次郎为此还特意发电给本庄，命令关东军不得让溥仪参与政权问题。

不过三个月以后，情况不同了。占领了锦州、哈尔滨，马占山已经服软，整个东北业已在握。而且几个省、区都已经宣布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军部中央和内阁政府又已经换了人，形势是一片大好，“建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日本人攻占哈尔滨已是春节，中国人惯称的阴历年。这年还没有过完，张景惠就按到本庄的传话，要他到沈阳去一趟，有要事商量。

张景惠作为张作霖的把兄弟，他资格高，地位尊贵，旧部下、子侄遍及整个东北。而且他与人和气，不大张扬，多取低姿态，与各部队首长从不交恶，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很密切。土肥原在上报东京的材料中，对他的评价是：“……在满洲有一定的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是阿谀之辈，全无人材可言。”当然，关东军看中了张景惠的可利用资源，阪垣曾向他许诺，如果能带领东北能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就让他坐上东北的第一把交椅。

张景惠虽然学识不高，但社会阅历丰富，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对“难得糊涂”体会最深。当年他就心甘情愿地把保险队头领的位子让给了张作霖，自已当副手。因为他很清楚，张作霖是不甘居人之下的，如果不让出位子，不仅统驭不了张作霖，到时也许连小命都没有。日本人许诺的东北王这个宝座当然是诱人的，但他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离开东北军中枢已多年，感召力大不如从前，最致命的是自己手上没有军队。在这乱世当中，军队就是一切，仅靠日本人扶助起来的一队警察，那是那是撑不了台、掌管不了东北的。再说，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这个东北王是那么好当的吗？

因此，张景惠观风使舵，采用敷洐政策，对谁都说好，谁也不肯得罪。虽然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维持会，但他是报告了张学良的，是得到了张学良默认的。日本人要他当黑龙江省长，他与马占山谈好了，应承但不到职，虚着位子给马占山。李杜和丁超他们组织吉林自卫军保卫哈尔滨，他不仅同意，还把警察总队交给自卫军指挥，表示他支持抗战。但是，他和日本人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景惠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盘算清楚，遇事留有后路。由于他应付得面面俱到，虽不象熙洽那样有权有势有枪，但也不象臧式毅那么受挤压。同时，又与北平张学良保持联络，文电往来仍不断。

既然是本庄的传话，张景惠二话没说，起身到了沈阳。

“张先生，”本庄开门见山地说，“虽然目前张学良的军队已被逐出了满洲，各省政权也已经恢复，但各地分治，于事很不利，希望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新组织，以便安定民心，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统一政治。”

“是的，我很赞同司令官的意见。”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本庄既然说了，那就是要这么办，反对是没有用的。张景惠点头附和道，“东北本为一体，现在各省分治，政令不统一，确实不妥。”

“阁下地位尊贵，以阁下的名义召集各省长官来商议一下，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如何？”

“很好，应该。”张景惠说，“不过应该如何统一呢，本庄司令官是否能示意？”

“既然张学良已被逐出了满洲，那么满洲的事当然要由满洲三千万民众来做主了。”本庄说，“各省已经独立，与南京政府脱离了关系，现在所说要统一，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以便政令统一。”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明白了。”说好话讨人喜欢，又不花钱，张景惠说，“有了日本的帮助，新的国家必定能使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张先生如此有信心，我就更有信心了。”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信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对此都很有信心。”

“嗯，马占山已经表了态，我们也同意他将仍主政黑龙江，他当然要到会。”本庄担心如果马占山不到会，那这个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然，当然，马占山肯定是要到会的。”

马占山与多门会谈后，从哈尔滨回到海伦，便召集全军营以上的军官开会。他把敌情及赴哈尔滨交涉的情况一讲，会场立即就象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

“我们和日寇势不两立，怎能向敌人低头？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战死的弟兄！”

“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呀！敌强我弱。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首要的事情是保存自己，别的以后再说。”

“脱离中央搞什么‘联省自治’，这岂不是卖国当汉奸吗？”

“这怎么是当汉奸呢？自治就是自己治理，又不是放下武器、屈膝投降，当然更谈不上卖国了。”

“笑话！自治要经过日本人同意，由日本人给军费，不是投降是什么？”

“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兵疲力竭，外无援军，硬顶下去岂不是死路一条！”

“这是怕死要当汉奸的说法！我宁死也不当汉奸！”

“我们打了这么久，结果呢，江桥守不住，省城守不住。如果日军再进攻，我们还往哪退呢？”

“是啊，几个月来，关内一兵一卒不发，一座又一座城池陷落，眼看我们被敌人重兵攻打。”

“中央和张副司令都不要东北了，我们已是没有了爹娘管的弃儿了。现在死活全靠自己，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争来吵去，多数人认为，中央和张副司令不下令与日军开战，也不发兵回来，甚至连锦州都不守，显然是要放弃东北。所以，现在只剩下黑龙江部队在海伦、海拉尔、满洲里几个地方硬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也撑不下。能和日军讲和，实行自治，获得喘息的机会，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散会时马占山说，“我们并不是投降当汉奸，我们抗日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和日军讲和，只不过是为了缓和目前紧张形势的一种暂时办法，借此机会争取时间，整理部队，筹集军需，为继续抗战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不可因此松懈下去。你们回到部队后，要加强训练，向士兵讲清抗日的道理。至于外交方面，由我完全应付，你们不必挂虑。”

可是一出门，宋承文就快步跟上苑崇谷，不满地问道：“这到底搞什么名堂，一会要打，一会要和。苑旅长，你是怎么看？”

“我也弄不清，但我绝不投降。”苑崇谷铁着脸说，“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不起张副司令的信任和栽培，对不起战死的弟兄。”

“是呀，”宋承文气恨恨地说，“我们以死相拼，死了那么多的弟兄，到头来还要向小鬼子低头求和，那还不如当初不打。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你们旅长怎么看？”

“他倒觉得利用机会喘一口气很好，也可以等看中央和张副司令有什么动静。”

“嗯，这口气就这么好喘的吗？那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苑崇谷说，“我对马主席说了，这是小鬼子在套降，那是要吃大亏的。我决不会这样做，大不了我一走了之，不当这个旅长。”

“干嘛一走了之？”宋承文瞪大眼睛说，“要走也要把部队带走呀！”

“不行！宋团长你不能这么干。”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俩背后响起。转身一看，原来是参谋长谢珂。谢珂说，“我说过，现在是非常时刻，情况复杂，心态不稳。你要是拉部队走，肯定会造成骚乱，极有可能发生火拼，自相残杀。这么一来，不用日本人来打，我们自己就完了，这事千万干不得。”

“难道听任他投降吗？”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劝阻马主席，要他丢掉幻想，抗战到底。”

“可要是他铁了心，劝阻不了呢？”宋承文问。

“那也不能那么干，只有等待静观。”谢珂轻轻地说，“就是要走，也只能个人走，绝不能让黑龙江的部队自相残杀。我和徐团长、朴团长、吴团长他们也谈过，目前稳住部队是最重要的事。中央和张副司令没有命令，马主席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一时还搞不清，但我看他不象是个甘心投降的人。不管怎么样，如果内部先打起来，后果非常严重，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

“是这样啊，”宋承文想了想，说，“那好吧，我就等一段时间，看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