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溥仪出逃（上）

关东军要建立一个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新国家”，但宣统皇帝溥仪还在天津。因此，把在天津的溥仪弄到东北，这是关东军的一个重要任务。

清王朝是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宣布赞成共和国体，“自动”宣布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有八项对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三岁即位，六岁退位。清王朝的“让国”，结束了国内战争，避免了列强趁机干涉而使国家分裂，这是利国利民之举。因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按规执行。

雕栏玉砌仍然在，只是朱颜改。虽尊号和待遇还在，但毕竟江山已经失去了。多数王公贵族仍心有不甘，“心怀故主”的文臣武将也不少。袁世凯死后，一九一七年六月，六十三岁的前清长江巡阅使，时任安徽督军的“辫子大帅”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七月一日，张勋发动兵变，解散国会，赶走总统黎元洪，与保皇党领袖康有为等人拥立溥仪复辟。

七月四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天津出兵讨伐。“讨逆军”沿京津、京汉铁路兵分两路进攻，很快就攻入北京。七月十二日，张勋败退逃入荷兰使馆。年仅十二岁的溥仪只坐了十二天的龙椅，不得不宣布第二次退位。新上台的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也是“心怀故主”，极力为溥仪及王公大臣们开脱。列了八大罪状，由张勋把复辟的大罪全背了。

虽然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对于溥仪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尽管有张勋复辟的风波，溥仪在紫禁城里，基本上算是安逸地做了十三年“皇帝”。在一个奇特的环境里，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十六岁时“大婚”，有了皇后和妃子。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十月二十三日，北洋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发动反直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总统曹锟。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溥仪的皇帝名头，再搞清王朝复辟。十一月四日，刚刚成立的摄政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修正对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清室即日移出宫禁，以得自由选择住处，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十一月五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名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煜瀛，率领几十名军警，将溥仪和他的皇后、皇妃，连同他的大臣们赶出紫禁城。

离开紫禁城，溥仪等人住进了他父亲载沣的醇王府。不久，由于受“杀宣统，斩草除根”的谣言恐吓，溥仪等人背着父亲，从醇王府溜进了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从北京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宫岛街张彪的住宅—张园。

张园虽然没有琉璃瓦，没有雕梁画栋，但这欧式洋楼备有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家具也是欧式的。加上张彪的精心伺候，显然要比紫禁城的养心殿舒服得多。溥仪到天津不久，恭王溥伟就派人送信来，希望他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但十九岁溥仪不愿意走，甚至放弃了出国留洋的打算。

张彪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丫姑爷”，曾任前清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张彪卸职，投资工商业，收入颇丰，修建了这座西洋古典风格的豪宅。张园取名“露香园”，占地一万三千多平米，环境幽雅，设置别致，中西合璧。张彪将其出租给商人作为游乐场，是天津达官贵人养尊处优，吃喝玩乐的好去处。溥仪一行来到后，这里就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

张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失父，少年失母。后在张之洞的提携下，从一个侍卫成为官居一品的武将，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因为没有了军队，不能像本家阿哥张勋那样为“皇上”复位，但一臣不事二君，他决不做民国的官。“皇上”到来，张彪视为极大的荣耀，把整个园子都腾出来，不仅不收一文房租，而且费用全包。已经六十五岁的张彪，不仅自己三跪九叩，早晚伺候，精心安排溥仪的起居，每天亲自为溥仪打扫院落，以尽“事君”之道。而且他还把子孙们都动员起来，暗中做溥仪的保卫，并将一个与溥仪年龄相仿的第八个儿子作为“伴驾”。

张彪的忠心得到了回报，在他死的时候，民国前总统黎元洪伏灵，清朝皇帝溥仪盖棺。溥仪给张彪赐了一个谥号：忠恪。还亲书“心如金石”匾额，又赐了陀罗经被。

而且尽管已经被废，但皇帝这块招牌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仅是王公旧臣，遗老遗少前来问候晋见，就是民国的文武高官，也以与溥仪交往为荣。吴佩孚曾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给他磕过头，段褀瑞主动请他去见面。日本人不仅在四周派兵“保护”，其官员更是经常来拜会。这样的情况，使得溥仪对“复号还宫”总有着幻想。

不过，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势力很快伸展到了北方。仅仅两年的时间，直系、皖系等与溥仪有过联系的军阀纷纷垮台，最后被溥仪寄予很大希望的祖宗的发祥地—东北也易帜了。一时间，他这个小圈子的上上下下都感到悲观失望。曾一度表示要紧跟“皇上”的遗老门客多作鸟兽散了，连还厮守在他身边的“大臣”们，不再讨论复辟的问题了。甚至他年已八旬的老师陈宝琛，也不再说以前常挂在嘴边的“天与人归”，“臥薪尝胆”之类的话了。

在张园住得舒服，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溥仪伤心欲绝的事。

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洗劫了河北清陵中的乾隆陵和慈禧陵。

孙殿英盗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进行活动，欧美各国古玩商闻风而来。很快传到了外国记者耳朵，他们把事情在报纸上公开。八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以“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为题，报道了此事。盗陵事件一时成为轰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祖宗尸骨被毁，无数稀世珍宝被盗，消息传开，满人哗然。溥仪闻讯后痛哭，在张园设灵祭奠。他还亲手画了一张《杀孙殿英》图，想着要将孙殿英碎尸万断。部分旗人团体，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总司令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

中华乃“礼仪之邦”，挖别人祖坟，伤天害理，是死者的最大不敬，对其后人最大的羞辱。即使是修正后的对清室优待条件，其中仍然还有：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这次盗墓不仅有悖于人性，有违于人伦，也违犯国法，而且还使大量国宝外流。因此，许多民众团体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在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表示要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

不过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孙殿英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发掘满清东陵，有三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象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其三，民间向有谣曰，清帝弘历者，本海宁陈家子，清室亦苦于不能自清，今吾发其棺，代其验之，还彼清白，彼不言谢，反以诬我，是何道理？”

据说孙殿英祖上是曾任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明末时他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后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被清兵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也就是说，孙殿英的祖先是“抗清烈士”，他与清廷有血海深仇。

如果真是这样，孙殿英似乎并没有错，是在“报仇雪恨”。清廷不是也挖过洪秀全的祖坟吗？因此明里暗里都有人为孙殿英叫好。那些财宝也起了作用，后来慈禧口中的夜明珠，缀在了总司令夫人宋美龄的绣花鞋上。至于其它的珍宝，到了谁的手中，那就不知道了。盗墓案最后不了了之，孙殿英没有被严惩，照旧领兵当官，　而且后来还步步高升。就是连作为重犯而被捕的第八师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溥仪和一帮遗老遗少虽不甘心，但也毫无办法，只得记下这**恨。

烦人的事还不只一件，张彪的后人开始向皇上要房租了。常言道，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张彪是清朝的“名将”，恪守君臣之礼，忠于君王，但他的儿子们可没有这种“觉悟”。谥号，赐匾这玩艺虽然很养眼，但总不及现大洋实际。再说民国已经十余年了，管你什么皇上不皇上，哪有住房不交钱的！

溥仪虽说经济不如从前，但有众多“心怀故主”的遗老遗少，倒也不至于交不起每月七百元的房租。他是气恨的是：张彪虽“忠心耿耿”，可“教子无方”。他的儿子们竟然目无君王，向“皇上”逼要房租！溥仪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住着也不舒服了。一九二九年七月，溥仪带着他的一帮人，迁到了同一条街，相距只有五百米的“静园”。

静园本是民国参议院议员、袁世凯政府驻日特命全权公使陆宗舆的住宅。“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币制局总裁的陆宗舆，与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一起，被人民大众斥为卖国贼，北京政府迫于压力，罢免他们三人的职务。下台后的陆宗舆就到天津日租界，斥巨资修建了这座占地三千多平米的豪宅。

陆宗舆在政治上遭到重创，感到委屈，心有不甘。他将此园取名为“乾园”，取意“浩瀚乾坤、汇聚一园，人杰地灵、颐养千年”。溥仪进住后，幻想要在这里静养出“浩然之气”，以便重登皇帝宝座。他将此改名为“静园”，做着美梦，静观变化、蛰伏待机。

虽然国民革命军北伐取胜，统一了中国，南京政府成了中央政府。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五色旗摘下来后，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马上彼此就厮杀起来了。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蒋某人当了民国主席，但似乎他的江山并不那么稳固，全国仍是乱糟糟一片。这使溥仪不免有了绝路逢生之感，觉得他毕竟是“真龙天子”，这天下还得由他来做皇帝才能安宁统一。重登皇帝宝座的路虽然遥远，但似乎还有希望。

进入一九三一年夏，眼见灾祸遍及全国，国民政府宁粤相争，共产党造反革命，各地军阀拥兵割据，一切都混乱不堪。而日本“友人”又在东北磨刀霍霍，复辟眼见大有希望，溥仪的心又躁动起来了。

可就在这时，后院却起火了。他的淑妃文绣，受新女性思想的影响，在妹妹文珊的鼓励下，于八月二十五日，离开静园出走，而且还居然通过律师提出要与他离婚。

“妃子”提出和“皇上”离婚，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谁听说过！一时间，“妃子革命”的爆炸消息，通过报纸报道，传遍全国，天下皆知。

溥仪气极败坏，“下旨”不许文绣离婚。全国各地的遗老遗少们全都出动参与“讨妃”行动，对文绣出走大加鞭挞。文绣有一个叫文绮的族兄，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将之登在天津《商报》；“惠心二妹鉴：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是啊，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你是妃子，即使“皇上”虐待了你，你也应该耐死忍受，以报“君恩”！文绮的公开信一出，马上得到遗老遗少们一片赞誉声。紧跟着，攻击文绣的文章纷涌而出，直欲置文绣于死地。

但是，此时毕竟是民国了，皇帝的尊号已经被废除，溥仪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了，与文绣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年前才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明确规定：“允许自愿离婚”。文绣以法律为依据复信驳斥，社会上支持文绣离婚、呼唤人权的呼声更多。几经律师对话，和解不成，文绣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调解离婚的请求。

妃子和皇帝对薄公堂，天下奇闻，丢尽祖宗的颜面啊！已经制造了“皇帝离婚”的奇闻，已经是洛阳纸贵，溥仪没有胆量满足众人的观戏心理，再写一段“帝妃对薄公堂”的奇史。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法院外协议离婚：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溥仪给文绣五万五千元的生活费。文绣永不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尽管民国法律已经不认可两人的帝、妃之位，但皇上和妃子离婚，也算是开中国之先河。当然，估计也不会再有来者。

被废了皇位，被赶出了紫禁城，祖宗的陵墓被挖，妃子离婚。使溥仪既难受又愤怒，既仇恨又悲伤，复辟之念更加炽热。“九·一八”之后，溥仪的心就飞到了东北。因为各路消息传来，说东北人民“爱戴”他，要拥护他成为“满**立国”的皇帝。

溥仪的心热了，心动了，但他也知道，没有日本人的同意，他哪里也去不成，更不要说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好在没过多少天，天津军司令官香椎派翻译官吉田来请他去，并且连随从都不让带，似乎很秘密。怀着兴奋而又不安的心情，溥仪随吉田到了海光寺，走进了香椎的客厅。

客厅里除了主人外，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穿着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的姿态上看就知道是个日本人；另一个是年近过花甲、下巴缀着一把白胡子、身穿长袍马褂、有一段时间不见了的“大臣”罗振玉。

打了一个招呼，香椎手一指，向溥仪介绍道：“这是关东军高级参谋阪垣大佐派来见你的上角利一，具体的事情，你们就自己谈吧。”说完一点头，他就出去了。

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溥仪请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他。溥仪把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吉林熙洽以奏折形式发来的《劝进表》：

“皇上圣鉴：敬陈者，臣熙洽跪。日本素知皇上德高恩重,久望皇上返吾祖发祥地满洲复位,以救苍生。为彼,臣树帜独立,将倾全力操练军队,扩充武器,在日本帝国信义资助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此谓复兴之计,在此一举,亦是为臣期待二十年之时机,今日终将到来。只要皇上回返奉天，臣率吉林即首先宣告复辟。”

“熙洽的忠心实在难得啊！”溥仪很是感概。

“是啊，皇上。”罗振玉接口述说了自己是如何不辞辛劳，为复国四处奔走，关东军又是如何“仗义协助”的过程。最后说：“皇上，现在东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翘首盼望着您回去。日本关东军愿意帮助您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先生来接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只等皇上作出决定。”他说得兴高采烈，满面红光，全身颤动，透过金丝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一八六六年生于江苏淮安。他五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但后来两次入考却未能中举。中不了举就当不了官，为了生计，罗振玉当了十年的私塾教师。后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出山当校长，创办学堂，还两次到日本考察教育。罗振玉因办学名声鹊起，四十一岁入学部当上了五品参事。辛亥革命时，以布衣之身而跃为五品京官，又得皇上恩赐三品顶戴的罗振玉，见大厦已倾，无力回天，眼不见为净，便带家小到日本。他在日本京都住了八年，从事金石考古研究，著书立说。青少年时就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再加上多年的专心研究，罗振玉终成一代大师。

一九一五年，罗振玉在日本结识了大他八岁的满清皇族升允。升允是蒙古镶蓝旗人，曾官至陕甘总督，为了复辟清王朝，多年来东奔北走，颠沛流离，煞费心血。在他的的鼓动下，罗振玉于一九一九年携全家回国，定居天津。北大校长蔡元培闻知，邀请他到北大讲授考古学。但罗振玉“不当二臣”，坚决不肯“屈膝新朝”。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溥仪结婚大典，经升允推荐，罗振玉得到“皇上”在紫禁城破格召见。溥仪以他好言安抚，叫他遇事可以随时上陈，并且还赏了他“贞心古忠”四个字的匾额和一个“福”字。如此“恩遇”，把罗振玉感动得老泪纵流，决心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复辟清朝，使“少主”重登皇位。

一九二四年八月，经升允和陈宝琛的推荐，罗振玉终于来到了溥仪的身边，当上“南书房行走”，开始直接为“皇上”效力。但是几年“复国”未成，又在宫廷的争斗中多次失利，逐渐为溥仪不喜，认为他“言过其实，举止乖戾”。一九二八年春，罗振玉离开了溥仪，从天津搬到旅顺居住。

虽然罗振玉离开了溥仪，但“复国之志”始终未改：“……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堪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年春赴吉林，与熙君格民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罗振玉早年就与日本人有交往，曾两次到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后在日本又住了八年。回国后，在天津住日本租界，旅顺则更是日本的租借地。多年来，罗振玉几乎是生活在日本人群之中。罗振玉的话，日本人是否觉得动听不知道。但他既是日本的朋友，又是名人，而且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以后一定用得着。所以，日本军政官员经常进出他家，每一任关东军司令官上任都要到他家拜访。

“九·一八”之后，罗振玉觉得盼望已久的时候到来了。他跑到吉林，力劝“夙具匡复之志”的熙洽，要趁此机会“复国”，迎接溥仪到东北重登皇位。

溥仪瞧瞧他这位兴奋的“老臣”，又望望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却犹豫不定。唉，这么多年来，利用“复国”这一名义骗他钱财的人太多太多，可回报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就在几个月前，罗振玉还兴冲冲地跑来，拿着一个名叫田野丰日本人的复辟计划，说是得到了日本军政高层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笔经费。但过了两天，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就传话来，要他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田野丰的什么计划，此人只不过是一个浪人而已。

不过，这次的情况看来有所不同。一则地点是在日本天津军的司令部，有关东军阪垣大佐的代表，并且还有熙洽的亲笔信。别人不信，熙洽现在有权有势有军队，这还能不信吗？再则，他也从一些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的报纸上也不断地登载日本军队步步逼进，中国军队节节退让的消息。溥仪想了想，觉得这次大有希望。当然事情过于重大，他要和“大臣”们商议商议。因而便对罗振玉说：“此事重大，我还要问一问他们才能决定。”

临走时，香椎有意劝说道：“日中交战后，天津治安日趋不稳。为阁下安全计，希望阁下尽快动身。”

回到静园，头一个反对的是他老师陈宝琛。陈宝琛轻轻地摇着他全白了的脑袋，说：“皇上，依臣所见，复国希望甚大，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毛病了，仅是关东军一个大佐的代表，我们怎能贸然置信？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还有民心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待这一切探明之后，再作决定也不迟啊。”

在陈宝琛眼里，一个大佐算不上是什么人物，更何况还只是他的“代表”！

兴奋的溥仪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不乐地嚷道：“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皇上啊，”陈宝琛用沉痛的语气劝道，“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不是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了！

其他人也认为陈宝琛说得对，不能贸然行事，应再作观察。

“我和你们说不通，快叫郑孝胥回来。”溥仪十分不高兴。

郑孝胥，字苏戡，号海藏，福建福州人。他比罗振玉还大六岁，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了。郑孝胥二十二岁时参加福建乡试（考举人），名列榜首（解元）。二十五岁时到天津当了李鸿章的幕僚，二十九岁考取内阁中书，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他当过驻日本大使馆书记官、领事、总领事、总理衙门章京，可说是个日本通。后来官升广西边防督办、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他和罗振玉一样，决心“誓守臣节，不当二臣”，仍留着一条辨子，“隐居”住在上海。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郑孝胥“隐居”在上海闹市，常与一帮遗老名士聚集在一起，品茗论茶，吟诗作对，写字画画，看戏评事。这一住就是十二年，学问是越发精湛，诗文书画一时誉满上海，争相求题者不计其数，生活过得既富裕又安逸。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郑孝胥自然是大丈夫。但既想在政治上施展才华，又不肯“屈膝新朝”坏了名节，那只有复辟清王朝。一九二三年，经同乡陈宝琛的推荐，他进京见溥仪。

虽然郑孝胥不是两榜出身，但到底是福建解元。不仅是文才不错，口才更好。在紫禁城内，郑孝胥面对“皇上”，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说到“大清中兴”。夹杂着什么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明治维新……，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口沬乱飞；说到慷慨激昂处，声泪俱下。

溥仪此时只有十七岁，在笼子一般的紫禁城内长大，如同井底之蛙。听这合口味，又新鲜的许多东西，大为倾倒，立即封他为“懋勤殿行走”。懋勤殿取“懋学勤政”之意，即为皇帝的书斋。给他这个职位是对他文才的肯定，有拜老师的意思。不久，又任命他为总理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从此以后就一心一意地为复辟奔走呼号，而且还把他的长子郑垂也拉上一同为溥仪效力。对于郑孝胥父子的忠心，溥仪自然是十分欣赏，还把他的“二皇妹”许配给郑孝胥的长孙，郑孝胥父子便又成了“皇亲”。可以说，郑孝胥是溥仪最信任的人。

在溥仪的小朝廷时，郑孝胥和罗振玉互相争庞，是死对头。一听是罗振玉在奔忙的事，郑孝胥很自然地表示反对。他劝说道：“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民心所向，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不过，何时启驾，还是再等一等，有了更确切的消息，再做决定更为妥当。”

担心溥仪贸然行事，“清室驻天津办事处”顾问、皇后婉容的教师陈曾寿还特意上了一个奏折：“窃同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

不等静园商量出一致的意见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人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对溥仪的心情和处境表示完全理解，但要溥仪慎重行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而天津军的人却又一再宣传，说日本军部决心支持他上台，机不可失，最好立刻动身。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弄得溥仪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陈宝琛告诉他：“只有文人主政才是天经地义，如果军人主政的话，这国家还像话吗？现在日本政府还没有表示，切不可听军人的话贸然行事。”

“既然如此，干脆派人到东京活动活动。”郑孝胥献策道，“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态度，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郑孝胥几年前作为溥仪代表，私下广泛地接触了军部和黑龙会的上层人物，得到了这些人的“关心”和“同情”。

“好哇，可派谁去呢？”

“宫里的老师远山猛雄不是领事馆介绍来的吗，他即是日本人，又能代表皇上。”

由郑孝胥起草，溥仪亲笔用黄绢书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日本陆相南次郎，意在表明态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另一封是给黑龙会老祖头山满的，看上去只是问计：

“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需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请当面详。”

远山猛雄带着两封信走了，但不知有没有效果。在不安地等待中，土肥原贤二来了。　土肥原身穿笔挺的西服，挤着一双水泡眼，鼻子下面一撮小卫生胡，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溥仪也和其他人一样，一见到他就有了此人可靠的感觉。

几句简单的问候寒喧后，土肥原解释道：“日本这次行动完全是迫不得已，是为了讨伐压在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日军此次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一个人的。为什么呢？陛下想必已经知道，张学良政权是个腐朽的暴戾政权，把满洲搞得民不聊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迫不得已而出兵。”

土肥原用他惯有的亲切口吻继续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我们希望阁下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尽快地回到你们祖宗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帮助这个新国家，和这个新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国家的元首，你一切可以做自主。”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溥仪念念不忘皇帝的宝座。

“我已经说了，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制？”

“这些细节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

“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溥仪摇头道。

土肥原微微地笑了笑，哄孩子似地说：“当然是帝国，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溥仪高兴了。土肥原可不是上角，他的话还能不信吗！　“复国”可是一件天大的事，需要召开“御前会议”来讨论。

礼不可废！既然是御前会议，那一切都得按规矩办。把客厅草草收拾一下，权当是“行官”的议事殿。没有了“龙椅”，就找一块绣有团龙的黄色绸子罩在高背椅。脚下的布墩蒙上了一块黄布，香炉里烧着黄线香。“龙袍”当然也是没有了的，溥仪便在腰间系上一条黄带子。就这样，这位“皇上”怪模怪相地呆坐着，接受身穿长袍马褂的“大臣”向他三拜九叩。完了他把手一抬，轻声地说道“众卿平身！”

这个过场弄完了，各自入座，这才开会议事。

“不能去，”陈宝琛依旧反对道：“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但郑孝胥这一次是极力赞同去。他瞅着陈宝琛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向溥仪说：“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

“日本内阁不足道，”郑孝胥摆摆手说，“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是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了，我们作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是皇室成员，五十刚出头，十七岁时承袭恭亲王的爵位。有消息传来，一直住在大连的溥伟，已经到达沈阳。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伟正在准备建立一个“明光帝国”，他自己要当皇帝。　溥伟算个啥！陈宝琛的心中只有“皇上”，根本瞧不起溥伟。他说：“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这是什么话！”郑孝胥不以为然地说，“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虽说两人都是黄土都埋到了脖子的人了，但郑孝胥毕竟年轻了十多岁，而且口才好，说得振振有词，口沬飞溅。陈宝琛争了几句便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他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盯着他对面的郑孝胥，语不成句地说：“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事关重大，还是从长计议吧！”见他俩争吵得这么厉害，都这么大的年纪了，搞不好要出人命，其他人纷纷打哈哈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