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2日晚上，余又朵双手抱着自己，坐在沙发里，已经哭成泪人。这时候，她的手机响了，照例是她爱人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哇”的大哭起来，她爱人紧张地连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余又朵抹着泪，哽咽地说：“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爸爸那天早上出医院干什么了？因为他的部门两天后就有个会议，这个部门对台办就是他一个人，他对待工作一贯又是特别认真。”

她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张旧照片，她拿起一张照片拍下来发给她爱人，此张照片中两排人上面有一个条幅写着：“团州市首届台胞亲属代表会议”；然后她把这张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92年5月5日，缺一人。”，她拍下来又发给她爱人。

爱人在电话那头问道：“缺一人是指你的爸爸吗？”。

“当然了，他是台办主任呀！这个会议理所当然应该是他主持的。”

余又朵流着泪说：“5号就有个会议，这个会议内容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安排的。在4月27号，他突然住院了。住院几天后，我判断他感觉稍微好点，就惦记着会议内容，所以在5月3号，他是想趁早上查房前去单位一下，因为是首届会议，他不可能不重视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又习惯步行，半小时的路程可以走到单位了，没有想到在路上就出事……，我认为单位应该是知道的，只是他们隐瞒了真相。”

余又朵继续哽咽着说：“医院也在隐瞒事实，现在我明白出院病历上添加的那些奇怪文字的原因了，是他们一起隐瞒了真相。加上当年家人厚道，注意力盯在了入院的原因，产生误导我爸爸可能是去找大姐了。单位与医院利用了这个误导，把责任全部推给我爸爸，而且他们还企图利用抑郁症说明是我爸爸主动离开医院导致意外的。我分析这就是真相！”余又朵泪流直下，伤心欲绝。

“那当时不是二姐夫负责处理的呢？怎么没有找医院或单位吗？”她爱人问道。

“前姐夫呀，我不知道他当时具体如何处理？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爸爸肯定没有感情。当年他与我二姐结婚后，他们夫妻经常吵架，他还抱怨，说：‘没有想到你爸爸还是公社书记，家里怎么这么穷？’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用心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再说，家里人确实不知道有这个会议。”余又朵哭得更伤心！

“当年怎么没有长辈出来处理？”余又朵爱人遗憾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参加完葬礼就回学校了呀，家里有两个姐夫，还有长辈，我想哪里轮到我参与?”

“那当年你爸爸意外原因有结论吗？”

“我问了，大家都说是不清楚，可能是默认他找大姐吧。”

“当时家里人没有异议吗？”

“应该没有，我能理解我妈和几个姐妹，我父母没有儿子，我爸爸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倒了，天都塌下来呀。家里都是女性，能挺住悲上就不错了，哪里有精力维权？”

余又朵哭地更伤心了，对爱人说：“我爸爸真的好可怜，明明是为工作发生意外，但是却弄的不清不楚的死了，还侮辱他，抑郁症，难怪有流言说他脑子不好。我很内疚！我一定要给我爸爸讨回公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爱人问

“我还没有走访完，我计划至少要走访三十个人后，再看如何维权？”

余又朵抹着眼泪，说：“不过，现在我安慰了很多，我终于知道了当年的真相。当我看到这张照片背面标注的时间：92年5月5日，顿时一切我都明白了，那是我爸爸去世两天后的日期，我记得非常清楚。”

“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照片的？”她爱人问。

“你回来，我告诉你吧！”余又朵不想说太多，她很伤心，她觉得就是这个会议夺去了他父亲的命。

她心理暗暗也埋怨父亲：“你都生病了，还管工作干嘛？你为工作送了命，可是结果就是白白的付出了生命，你的付出是如此的廉价！竟然没有人肯定你是去忘我工作，甚至连个真相都不肯给家人，也让家人都跌入痛苦的深渊。”

她爱人很相信余又朵的分析，也很生气，说：“当年单位的人怎么能这样？太无情了。你打算怎么办？你一个人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

余又朵突然想起来，不知道是哪位作家说：“很多人最后都会死在他最爱的事业上。”她想她父亲太热爱工作了，所以才发生了意外。看是偶然，也有必然性。这样想，好像心理安慰了很多。

她看着照片背面的字“缺一人”，感觉有一丝温暖。这是保留这张照片的人当时写的，因为他心理还惦记着没有参加会议的余国理主任。

七月天很热，余又朵又哭又激动，虽然开了空调，她还是一身的汗。她到卫生间打开淋浴龙头，眼泪又止不住地顺着热水流淌。最终她控制了情绪，决定明天继续进行走访工作。下一个走访对象是原南隅乡的干部，章地舜同志，后来是老干局副局长。

第二天，在市区的某个小区，余又朵找到了章地舜同志的家，章局长很热情给余又朵开的门。章局长个头不高，是一位很斯文的干部，在余又朵走访对象中相对年轻点，才六十岁出头。

余又朵一坐下，章局长就迫不及待地说：

“余书记人好呀，我与你父亲相识是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是余书记从汉亭公社调到南隅公社任党委书记后不久，你父亲改变了我的命运。”

“怎么说？”余又朵问道。

“那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南隅中学（初中）任代课老师。有天，我正在初二班上语文课，记得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时有位很慈祥的干部与校长鲁修金不声不响地走进教室听我讲课，我以为是教委的哪位同志。课后鲁校长告诉我，才知道那位慈祥的同志是余国理书记。当时余书记还认真地给我上的课点了评，主要是肯定成份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事后鲁校长告诉我，公社缺人才，余书记想发现、培养人才。”

章局长停了一下，继续回忆道：“过了一些日子，鲁校长告诉我，要我到公社去找余书记。第二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找到书记办公室并见到了余书记。他很平易近人，要我坐下，还泡了一杯茶给我。我当时很拘束，他笑着对我说:‘你已是位先生了，到我这里不要受拘束。’

我坐下后，余书记微笑着对我说：‘请你来想与你商量两件事：一是我想为你换一个岗。据我了解你家比较困难，你父亲因受挫身体残疾，母亲多病，还有弟妹，全家靠你20多元一个月的收入是很难养活一家人。我还了解到你上过高中，有文化。现在黄龙漁业大队缺一名会计，所以想抽调你去做这份工作。不过，为了不影响你今后的前途，在大队做会计还可以兼任大队小学校长，学校学生不多。这两项工资相加有84元一个月，不仅可以锻炼你的能力，还能解决你家的生活困难。

第二件事：政治上要追求进步，到大队后要与大队书记王永发搞好关系，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王永发书记年龄大了，必须要培养接班人。现在主要征求你自己的意见，不急着回答，回家与你父母商量好，再给我的回话。’”

“后来呢？”余又朵轻声问道。

“没想到就是那不到半小时的谈话，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后来我就到大队做会计，还兼任黄龙小学校长，这样我才有机会转为国家教师。其实我与你父亲非亲非故，却受到如此关心，当时我很感动。后来知道任人为贤是余书记一贯的工作作风，没有能力的人找他安排工作肯定是不行，他在人事安排上从不搞关系户。

我在大队工作时也很努力，余书记只要别人对我评价好，他特别高兴，觉得他没有看错人，更没有以权谋私，怕人产生误会。”

余又朵认真地听着，叹息说：“是的哟，我有三个堂兄，都想通过我爸爸走当兵的路，我爸爸都没有答应，生怕别人说他照顾亲戚。”

章局长不住地点头，说：“是的，是的，你父亲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下队到黄龙大队在群众家吃饭，都是积极付粮票、付钱。那时我还是单身，才20出头。余书记到黄龙大队检查工作，有时候晚上就和我睡在一起，时间长了，我成了他无话不谈的人。余书记很喜欢看书，睡前必须看书，他很会讲党史，讲得就像他亲自参加了一样。那时候我是他忠实的听众，我很崇拜他！虽然我还是高中生，他说他初中还没有读完就参加工作了，但是我惊讶他怎么懂那么多历史？在他的影响下，我积极进步，后来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大队书记。”

“你确实也很优秀才有今天。”余又朵评价道。

章局长已经沉浸在过去回忆里，没有回应余又朵的评价，继续说：“后来他调到县里去了，我们都舍不得。听说他只是去统战部任台办主任，大家都有些为他抱不平，其实论余书记的资历，至少应该是副部长吧。余书记听到这种议论，总是爽朗地笑笑说：‘到哪里都是工作，职务高低不重要。’

余书记调到县统战部后，我还经常到他办公室去。每一次他都热情地在机关食堂搞几盘小菜，买半斤酒，我们边喝边谈心。他对我说：‘你要加紧看书学习，等待机会考试，不能在村里搞一辈子，这样我就耽误了你。’

有一次他还送了许多书给我，说：‘马上有招聘干部考试了，而且就在村干部中选拔，你要加紧看书，抓作机遇。’后来我就通过招考选拔成为正式干部。再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才真正成为国家公务员。”

“哦，这样呀？”余又朵再次听父亲故事，依旧五味杂陈。

“你今天来，提起过去，感觉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又在眼前。你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虽离开我许多年了，但他仿佛就在眼前，印象太深了。”

余又朵静静地听着，录下了章局长很动情的回忆。如果不是走访，她真不知道父亲默默地为太多的人做了好事，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些人几乎与她父亲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父亲就是这样秉公做事，不卖人情，不图回报。父亲从来没有在家里说起这些事情，更没有提起谁受过他的恩惠。她知道父亲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托人搞关系解决工作问题，在他那里行不通，因此还得罪了一些人。

章局长动情地对余又朵说：“我觉得你父亲真是一名共产党的好干部，在我眼里他几乎是没有瑕疵的干部。亲民、廉洁、爱才、无私，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关心人，善学习，精通党史，工作务实，是农民群众缅怀的好干部。”

“谢谢你！”章局长深情的描述，令余又朵很感激。

余又朵和章局长聊了点家常后，赶往程木根的家。程木根也在本市区内居住，是原南隅乡大金山大队队长，后来成为乡党委书记。

程木根已退休了好几年，现67岁。程木根给人很严肃的感觉，但是见到余又朵，却很热情地微笑了，说：“你这么有孝心很难得！”

余又朵内疚地苦笑说：“做的有点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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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做都不迟，我对你父亲印象很好。他是工作认真、踏踏实实的一个人，很朴实，很清廉！”

“谢谢你，大家也都这么说。”

“你父亲凡事都亲力亲为，经常带个小本子到我们大队来调查情况。他不仅关心渔业生产问题，还关心渔民的生活。”

“有具体的事情吗？”余又朵问道。

“有，说一件事情，八十年代初，渔民大多数都生活在渔船上，有些渔民反映政府能否安排他们在休渔季节上陆地生活？你父亲就向上级打报告，乡政府克服各种困难，在河岸上建了房子给渔民居住。可是，建好之后，渔民却又住不习惯，主要原因是渔民在船上随手用水习惯了，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普及。渔民用水不方便，上岸居住的渔民就很少，这样导致安置房暂时空置。为此你父亲备受非议，说浪费了国家钱。我们都替你父亲鸣不平，其实是很多渔民要求的，你父亲做实事，为渔民着想。”

“不做就不错，做多了也有错。”余又朵叹息地说。

“不过，后来你父亲调走了之后，那些安置房又增加了一些设施，自来水也安装了，很多渔民住进去也慢慢地适应了，还成了南隅乡政府安置渔民的政绩。”

程书记说：“我们觉得当年非议你父亲，真是不应该。”

余又朵说：“是呀，目前我走访了二十多位同志，了解到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干部默默无私地做了很多事情，也吃了很多苦，也受很多委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也正常。”

“是的，你父亲还格外善良。你父亲总是说别人的好话，从不为难他人。”

“是的，我也不懂我爸爸怎么那么善良?在家从来不谈论人性恶的话题，也从不抱怨人性的丑陋。我爸爸怎么那么纯粹？我把我爸爸的故事写出来，肯定很多人不信。”余又朵连连叹气道。

程木根说：“我信呀，还有件事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那时有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在我们大队劳动改造，后来，上面有文件给他平反了。余书记亲自带这位同志到大队来，让我召集大家都来开会，宣读了去帽子文件，恢复这位同志的名声。

这个事情这位右派当事人来我们大队办理就可以了，但是余书记对我说：‘右派受了很多委屈呀，我们要多做点。’那位同志很感动，其实右派的委屈与你父亲又没有关系。我们也觉得余书记对工作太负责了，事无大小都认真对待，而且对他人很尊重，很友善。”

“是的，他总说做人要替他人着想。”余又朵说道，可是内心却无比的伤痛。心里想：父亲出事后，有人真正替他着想了吗？她想到病历上的字，心如刀割。

“你真是孝心的女儿！”程书记再次用赞赏的口气对余又朵说道，然后进了一个房间。一会儿他出来了，手上拿了一本很厚的《团州县志》。他很热情地翻阅，找到余又朵父亲任职的有关信息。

“你可以把这本《团州县志》拿回去，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信息？”

“太感谢了。”余又朵接过书，很感动。

“你父亲真是少有的好干部，说真的，后来我也做了乡镇的一把，我做不到你父亲那样，真是焦裕禄的干部！”

“程书记谦虚了，时代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爸爸只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离开程书记的家，《团州县志》在余又朵的双肩包上背着有些沉，但是她迈的步伐更坚定，心中的某种使命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