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5日晚上，余又朵在本市的一家饭店见到了原南隅乡党委副书记，戴师明书记，这是她的一名叫杜小东的高中同学热情联系的。

戴书记，已过八十岁了，一看就是标准的退休干部模样。他中等个子，人看着很温和，不过应该是很有主见的人。戴书记上下打量了余又朵后，说：“你不像你爸爸。”

“我不像吗？脸型很像呀！”余又朵微笑着说。

“你不像你爸爸，你好像不像你爸爸那么老实。”戴书记摇头道。

“我爸爸太老实了，我要给我爸爸扳回本。”余又朵开玩笑地说。

“你们先谈，我们到旁边去。”杜小东和其他三位好友去另个包厢打牌去了。

这个包厢只剩戴书记和余又朵，余又朵打开手机录音，戴书记开始回忆：“你爸爸人好！”

“是吧？”

戴书记说：“那天，小杜说他有个同学在写她父亲的传记，说她父亲曾在南隅乡做过党委书记，问我是否认识？他说出名字‘余国理’，我一惊，把桌子一拍：‘啊？是他女儿在写呀？我太熟悉了呀，她爸爸人太好了呀！’，小杜就联系你了。”

戴书记的激动语气又触动了余又朵内心的伤痛，她的心又沉下来了。但是，她努力克制自己让眼泪不要掉下来，说：“是的，小杜同学告诉我了，他说你说很欢迎我来找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是的，我告诉小杜，让你来找我，你爸爸和我在一起工作好几年呀。我太了解他了，人好，就是太老实了，不划算。”戴书记叹气道。

接着他回忆说：“至今还记得我到南隅乡报到时，见到你爸爸第一天的情景。你爸爸把我带到你家，还让你妈妈杀了个鸡，向你妈妈介绍我说：‘这是戴书记。’我很感动，因为他没有说是副书记，而且我当时要回家吃饭，他一定要我去你家吃饭，说谈谈工作，很热情。”

“是的，我在基层走访中好几位同志都说：我爸爸经常约人上我们家吃饭，自己花钱招待同事，谈工作。我当年小，又贪玩。我是不怎么上桌子吃饭的，扒饱饭，就跑出去玩了，没有关注大人的事。”

戴书记说：“是这样的，当年我经常和你爸爸在一起。我知道你爸爸不占公家或渔民的任何好处，一顿饭的便宜都不沾。即使有时候下队，到中午吃饭了，如没有其他事，步行一个多小时他都要回家。”

余又朵说：“是的，有时候我爸爸中午回来，都过一点钟了，让我妈给他弄饭吃。我听我妈妈也常抱怨:‘你爸爸胆子太小了，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了，吃一顿饭就是腐败呀？’

我爸爸总说不是他胆子的问题，他要以身作则，不能搞吃喝之风，更不能让老百姓产生误会，亲或疏哪个百姓。”

戴书记说：“哎，是的，你爸爸原则性太强！人也好，工作认真，廉洁奉公，大家都叫你爸爸‘老好书记’。当年渔民捕到好渔，如果是看到你爸爸来，大家都不用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好书记’是不会要他们捕的渔。如果是有的干部来了，渔民捕到好渔根本不会靠岸，远远地划着浆，对着岸上的人挥挥手，找个理由把船很快划走了。”戴书记边说边学着渔民挥手的动作。

说到“老好书记”这个词，余又朵很不是滋味，对善良的人来说是褒义词，而对世俗之人来说就是贬义词，甚至是极具讽刺，这个词意味着此人可以被轻视。她大姐就非常反感这个词，妹妹对这个称呼也很痛心，几次痛哭：“爸爸的善良换来的是别人的挖苦！他为何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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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戴书记提到“老好书记”，余又朵心里其实很难过。她想找点安慰，说道：“不过，那时候在南隅乡，我家经常吃毛刀鱼呀，我觉得很好吃。”

戴书记笑了说：“那个鱼在当时是最不值钱的，干部家都不吃的。要吃就吃鲤鱼，白鲳鱼、银鱼之类的。”

余又朵尴尬地苦笑：“我还觉得毛刀鱼好好吃，我记得我妈常买给我们吃晒干的毛刀鱼，五元一斤，用辣椒炒着好下饭，我妈说一斤能做好几顿菜。”

“你爸爸也很简朴，从不摆官架子。我们下队，如果你爸爸没有来，有的渔民还会惦记问：‘老好书记，怎么没有来？’

他还一直很体谅他人，记得有次他安排好了一个会议，但是临开会时候，我家里有急事，向他说明，他就重新安排其他时间了，我很感激。”

“他人品很好，平时话不多，很稳重，工作认真，是大家的共识。”

余又朵想到袁庭坚老师指导过她，走访时要提醒受访人，要多问具体的问题。她就问道：“戴书记，我爸爸在南隅乡时期，应该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我爸爸和你们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这确实引出了话题，戴书记说：“改革开始时，你爸爸从县里开会回来，和我们说他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好不容易把公社各项工作理顺了，现在又要把资产分到个人头上，怎么分呀？怎么摆平？”

余又朵说：“嗯，我记得，当年我爸爸在汉亭镇工作时，白天看不到人，晚上基本上还能回家，好像到南隅乡后两三天不回家是常态。”

戴书记说：“是的，南隅乡与农业乡不同，河流线长、面广，渔船流动频繁、还通长江。渔民基本在渔船上生活，大家都分散捕鱼。我们工作难度非常大，当天回不了家，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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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公社原有资产有些要分到渔民个人头上，哪里容易呀。余书记带着我们就长期驻点各个大队，不断调查、开会，还要分别到每家每户摸底。你爸爸组织大家共同讨论如何分配国有资产？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南隅乡完成国有资产安排、分配工作后，渔民基本没有大的意见，我们都很敬佩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余又朵问：“当年国有资产怎么具体分呢？”

戴书记说：“有些大的资产卖掉，如大的船卖掉后，大家分钱，小的资产平均每家分点，很透明的。”

“没有大的意见怎么说？”余又朵问。

“哪能个个满意呀，有的渔民就是无理取闹。不过确实也存在有的干部乘机捞油水的现象，渔民也不是呆子，产生不信任，有各种小意见也正常。”

“怎么说？”

戴书记小心地对余又朵说：“你爸爸是真老实，公家便宜一点都不会沾。有的干部就不一样，如当年负责保管公社桐油的干部，与他关系好的渔民就多发点，平时没有给他好处的渔民他就少发点或说没有了、迟点发。我知道，在公社时期国有资产的分配，你爸爸从不直接干预，都交给其他干部。改革后，他也不会捞好处。”

余又朵说：“是的，我还记得，有次我大姐找我爸爸吵，说有人找她合伙投资搞珍珠养殖，出资两千元，大姐想让我爸爸出面在信用社贷款，稳赚不赔的事。我爸爸就是不同意，一说，他不能开口，这样是以权谋私；二说，这个也有风险，万一亏了怎么办？”

戴书记说：“是的，那是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以后，农业乡搞土地承包，渔业乡也开始搞承包了。国家提出‘国家、集体一起上，大小水面一起养’，组织发展养殖业，鼓励渔民搞个体水产养殖。有些干部参与养殖，用银行贷款，用原公社的资源。你爸爸是没有参与的。”

“是的呦，后来参股的干部都挣了钱，我大姐就很生我爸爸的气。我当年上大学家里500元报名费都拿不出来，后来听人说，同年南隅乡有个副书记，是谁我就不说了，就在团州买房了，一次性都拿出了4万。”余又朵又苦笑着说。

戴书记说：“是的，当年有的干部胆子大，敢贷款参与养殖，我也不敢。不过当年渔民承包方式、承包基数、年限等等，很多事情都需要乡政府领导拍板。我知道，你爸爸做为书记，一把手，确实也难。你爸爸为了避嫌，拒绝你大姐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谢谢你，我也能理解我爸爸，但是有的人不那么认为，以为我爸爸趁改革一定得了好处。”

“是的，有的渔民也很坏，矛盾也很多。不明事理的渔民，以为每个干部都会参与承包分红，我也被冤枉。”戴书记说道。

余又朵无奈地说：“是的呦，我说我上大学500元报名费都没有，我的同学都不相信，说:‘你家还没有钱呀，你爸爸是公社书记’。我小不谙世事，懂事迟，现在我也能理解我大姐生我爸爸的气原因。但是没有办法，我爸爸就是那样的人，你要他自私，他做不到怎么办呢？”

戴书记说：“是的，你父亲人太善了，一心为公。他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情，渔民不一定领情。”

“麻烦戴书记说点具体的？”

“比如当年国有资产就那么多，有的人厉害霸占了国有资产不放，你爸爸和我们就要出面协调，让人放弃既得的好处，那不就得罪人呀。分到资产的也不会感谢我们，觉得那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满意的渔民还得一个个做工作，有时候还有生命危险。”

余又朵很惊讶说：“啊？还有生命危险？”

戴书记直起身子，说“怎么没有危险呀？有次我们下队，去了一家渔户做工作，做不通，直到晚上。突然天色大变，起大风了，湖水把船抛的很高，我们都吓死了。虽然我们会游泳，但是对于这种突发的大风大浪，我们还是很害怕，我问你爸爸怕不拍？你爸爸说不怕。”

余又朵听了很难过，但突然想：也许老天爷对我们还算不太坏。父亲如此热爱工作，如果不幸发生早十年，那时她才小学毕业，她怎么可能后来上大学？她摇摇头，那样后果不堪设想。她安慰自己：虽然觉得父亲意外很不幸，庆幸只是没有更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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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结束后，戴书记表示回去还会手写一份回忆材料给她，令余又朵非常感动。

2022年7月18日上午，余又朵在一家本市养老院找到了另一位原南隅乡的干部，妇女主任，谢英。谢主任有八十四岁了，背有些弯。余又朵一看见她走路腿脚不是很利索，赶紧扶着谢主任坐在椅子上。

谢主任说活很轻很慢，她谈到余又朵父亲的人品与工作作风，都是大家的共识。余又朵让她回忆具体的事情，毕竟过去四十年左右了，她年纪已大，很多事情她一时想不起来。余又朵提醒她关于83年的抗洪，谢主任倒是想起来一些事情。

83年夏季的洪水，余又朵记忆很深，因为从那时她对父亲有了点思考。

当年她家住的地方，叫黄家墩，地势比较高，周围都是水域。当时的乡镇政府，卫生院，学校等乡政府机关、单位，都在这个墩子上。

那年暑假的一天，余又朵正在家外门口玩耍，突然看见她父亲吃力地背着一个男年轻狂奔去卫生院，卫生院就在她家右边。父亲身高只有165厘米，可父亲背的年轻人看起来比他父亲长了很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灾民，不知道什么原因扎破了脚，她父亲当时在现场，立马背起这个受伤的年轻人跑往卫生院，当年她父亲也虚50岁了。

父亲矮矮的、壮壮的个子背着大个子年轻人奔跑的身影，在余又朵的脑海里印象太深了，那个画面好像还在余又朵眼前。虽然当年她年仅13岁，但是她想男年轻受伤的现场难到只有父亲一个人吗？怎么就是父亲背呢？详细原因，可能后来没有问，或是她忘记了。但是，她记得从那次开始她有了朦胧的意识，感觉到父亲的与众不同。

谢主任说：“那年抗洪，南隅乡不是灾区。但是发洪水时，你父亲积极把渔民组织起来，参与营救其他乡镇灾民的工作。你父亲水性好，每次到灾区，你父亲都主动跳到水里，接救灾民。”

余又朵说：“这个我都能想象到，一路走访过来，这是我爸爸的工作作风，他觉得他身体好，遇事他都往前冲。”

余又朵想如果父亲年轻时身体不好该多好呀，他就不会没有顾忌的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在他记忆里，父亲不要说住院，感冒都很少。她想，这也是她父亲悲剧产出的原因。当年如果父亲多些顾虑，他就不会离开病房。他一定以为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后，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就赶往单位处理工作，想想余又朵又心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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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又朵想虽然她的父亲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在任何时候都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倡可以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父亲依然保持本色，无私奉献，他的一生难道不值得可歌可泣吗？无论如何她都要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而且要还历史真相、还父亲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