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听说过一种说法，说好的短篇小说是可遇不可求的。这里说的好的短篇小说，我以为指的是短篇小说的种子。这种说法有些宿命的味道，也是讲短篇小说的种子十年不遇，极为难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其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消极成分，容易使人变得懒惰，变得守株待兔。如果谁要相信不可求，便不去求，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我们不能因为在生活中寻觅短篇小说的种子难而又难，就不去寻觅。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苦苦求索，去“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们通常所说的深入生活的过程，我理解就是寻觅小说种子的过程，让人苦恼的是，短篇小说的种子像是在和我们捉迷藏，我们很难捉到它。我曾在一家报社工作，“深入生活”的机会多一些，有的朋友知道我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说，就愿意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意思是给我提供素材，让我写成小说。我到某个矿区待上几天，有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回到北京又可以写几篇小说了。我理解朋友的好意，只是笑笑。我想对他们说，写小说要有种子，没有种子，那些奇人奇事连狗屁都不是。

别说刚刚听来的故事，有的故事在我肚子里存了好多年，我隐约觉得里面有小说的因素，似乎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可因为我找不到小说的种子，我把故事扒拉好多遍，迟迟不能动笔。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它在我们心里存着，让我们难以忘怀。我们觉出它是有价值的，只是一时还弄不明白它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不定哪一天，里面所包含的种子说不定突然就成熟了，像九月里焦芝麻炸豆一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找到了短篇小说的种子，不等于我们已经拥有了短篇小说，要把种子变成小说，还要进行艰苦、复杂、勤奋、细致的劳动。我在前面说到，我们在楼前的空地里种了向日葵，从种下那天起，我们就得牵挂着它，天天操着它的心。它破土发芽后，不等于万事大吉，中期和后期的管理也要跟上，除草、施肥、浇水、松土，一样都不能少。如果发现嫩叶上生了虫，还要喷点药，把虫杀死。向日葵棵子长了多余的杈子，也要及时打掉。反正我们得帮助向日葵排除干扰，让向日葵正常、健康生长。

这就涉及到短篇小说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短篇小说的写作方法问题。关于短篇小说的写法，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这样几种：一说用减法；二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三说用平衡法或控制法。说法不同是好事情，它体现的是文无定法，和而不同。我对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太认同。

先说减法。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用加法写短篇小说的作法提出来的。有的短篇小说使用材料的确过多，是靠材料叠加和充塞起来的。有的作者把短篇小说当成一只口袋，生怕口袋装不满，逮住什么都想往里装。他们装进一个又一个人物，塞进一个又一个情节，口袋装得鼓鼓囊囊，满倒是满了，结果里边一点空间都没有，一点空气都不透，口袋也被累坏了，填死了。更有甚者，材料多得把口袋都撑破了，稀里哗啦流了一地，不可收拾。这时候减法就提出来了，剪裁也好，忍痛割爱也好，意思是让作者把材料扒一扒，挑一挑，减掉一些，只挑那些上好的、会闪光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来使用。问题是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减掉了一些材料，但材料还是叠加的，堆砌的。你让他再往下减，他就有些为难，因为减得太多了，一篇短篇小说的架子就撑不起来，体积就不够了。所以，我不赞同用减法来写短篇小说，减法的说法是机械的，生硬的，武断的，起码不那么确切。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就像一枝花，它的每片花瓣，每片叶子，甚至连丝丝花蕊，都是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不可减的，减去哪一点都会使花伤筋动骨，对花朵造成损害。试想，一朵六瓣梅，你若给它减去一瓣，它马上就缺了一块，不再完美。

再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写短篇。这种说法是胡适先生在《论短篇小说》里提出来的，他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之充分满意的文章。”沈从文先生对“经济”的说法不是很赞同，他明确说过：“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他判断短篇小说成功的标准是三个恰当，即：“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为了实现恰当的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我比较赞同沈从文的说法。

还要说说控制法。这种说法，对于防止把小说写疯，写得失去节制，把短篇写得太长，也许有一定道理。可我自己在写一篇短篇小说时，从不敢想到控制。相反，每篇小说一开始，我总是担心它发展不动，生长不开，最终不能构成一篇像样的短篇小说。写下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要求自己放松，放松，尽情地去写，往大有发展的方向努力。要是老想着控制的话，手脚一定发紧，放不开，写出的小说也会很局促，很拘谨。

另外，还有建筑法、编织法、烤法、烹制法等等，就不再列举了。

那么，我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写短篇小说呢？前面已隐隐透露出来了，我主张用生长法写短篇小说。生长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我们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或者说它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在生长过程中，细胞不断裂变，不断增多，不断组合，最后就生长成了新的生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说的。老子的意思是说，自然的境界才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人类是从自然中来的，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我们到处旅游，主要目的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重温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不管我们看到一朵花，一棵树，或是一汪水，一只鸟，人家都是自然天成，咋长咋合情，咋长咋合理；咋看咋好看，咋看咋舒服。我们看小说不是这样，有的小说让我们觉得别扭，看不下去。硬着头皮看完了，得到的不是美感，不是享受。这是因为我们写的小说还不够自然，还没有达到自然的境界。人类的各个学科都离不开向自然学习，文学当然也应该向自然学习。

我认定短篇小说是用生长法写成的，它是从哪里生长起来的呢？它不是在山坡上，不是在田野里，也不是楼前的空地上，而是在我们心里。一粒短篇小说的种子埋在我们心里，我们像孵化蚕种一样用体温温暖它，像孕妇一样为它提供营养和供氧，它才会一点点长大。这样长大的短篇小说才跟我们贴心贴肺，才能打上我们心灵的胎记，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几十年来，我对短篇小说一是上心，二是入心。先说上心。平时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这也离不开自己，那也离不开自己。其实不是的。真正需要和离不开自己的，是自己的小说。小说在那里存在着，等待我们去写。我们不写，它就不会出世。一辈子我们上心干好一件事情，写好我们的小说就行了。再说入心。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很丰富，很热闹，很花哨，却往往有些发愁，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些联系，与情感、心灵却是隔膜的。我们的小说要持续不断地写下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回到回忆中，只有进入我们的内心，像捕捉萤火虫一样捕捉心灵的闪光和心灵的景观。我个人的体会，只要入心，我们就会左右逢源，有写不完的东西。心多宽广啊，多幽深啊！我手上写着一篇小说，正在心灵世界里神游，突然又发现了另一处景观。我赶快把这个景观在笔记本上记上两句，下一篇小说就有了，就可以生发了。有时我按捺不住冲动，也会近距离写一下眼下发生的故事。这时我会很警惕，尽量防止新闻性、事件性和单纯社会性地把故事搬进我的小说。我要把故事拿过来在我心里焐一焐，焐得发热，发酵，化开，化成心灵化、艺术化的东西，再写成小说。（待续）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