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你在剑桥完成博士论文后，去了普林斯顿，那里是否有你想谈一下的人物？

Atiyah:是的，我去了高级研究所。那里有许多杰出的常任教授，但我晚了一步，没能见到HermannWeyl、冯诺依曼(vonNeumann)及爱因斯坦，他们都在我到达前后辞世。除了常任教授之外，他们还有大量出色的年轻博士后。因为战争甫结束，累积了大量被战争影响学业的人；几代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我遇到了Hirzebruch、Serre、Singer、Kodaira、Spencer、Bott等人。我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半，是我遇到最多数学俊彦的一段时间。我学到了前所未闻的东西，譬如李群和拓朴。

Oscar:他们都在普林斯顿？

Atiyah:他们都在普林斯顿的学院，是的。Kodaira及Spencer是备受尊敬的教授，其他人是博士后。我们在那里相处一两年，其中一些人在我之前已在普林斯顿。对年轻人来说，这是聚会的好地方。我们互益良多。我在法国的数学学院学和剑桥时都是自学，但在普林斯顿，我和其他人有联系，且受到他们影响。我与每个人都很要好。一年之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好似到达成年期，突然间我成了一名专业的数学家。我们学到新的想法；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每周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生并且有新的进展：新理论、特征类、上同调。我在理想的时间去了那里，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结识了Hirzebruch。他回欧洲后，我持续和他聚首，也和波恩的其他人会面，非常的好。我在理想时间点去普林斯顿，一段时期后回到欧洲。战事也发生于欧洲。这场战争结束于1945年，而我在1955年去普林斯顿(有足够的时间让事物安定下来)。我的许多同侪并没有真的参与战事，只是被征召入伍。Singer在美国海军服役。Bott已被训练好，即将参战。Hirzebruch年轻时在德国入伍，被美军俘虏而成为战俘，但仅历时数月，17岁时从战俘营逃脱。我只经历了战争的遗绪。被卷入战争的人年纪较长，在普林斯顿已久。我去普林斯顿时，已是战后十年，人们已经复原，所以那是非常好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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