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两年后你回到欧洲，对吧？

Atiyah:是的，一年半后我回到欧洲，在剑桥找了份工作。我回到工作岗位，在剑桥待了数年，之后转赴牛津。

Oscar:能否谈一下你在剑桥和牛津的学生？

Atiyah:我在剑桥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离开剑桥时还很年轻；但是我有几个学生，是从我的指导教授Hodge那里接收的。他收了学生，但当时他非常忙碌，时间不够用，研究生涯被战争糟蹋了。他在战前还年轻时就已成名，战争期间不得不留在学校做很多行政工作。战争结束时，他有点脱了节，所以把他收的学生交给我。所以我的前两名学生是移交来的，他们都不错，和我一起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为我做好准备，因为我需要学会怎么带学生。一些学生自学，一些很独立，但很多人需要大量的帮助，因为他们能力各不相同，有些很强，有些很弱；这并不很明显，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了解。去牛津之前，这两位学生跟着我。我在牛津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有了更多学生。年轻时，你疑惑为什么他们要来和你一起做研究。你必须更年长、更知名，然后学生才会来。我有大量的学生，共约50名。计算学生数量是很困难的，因为学生状况的定义不是很清楚，有些别人的学生实际上是你的学生。但是某段时期，我总共有40到50名学生，在其间的各个时间点，我都有五六位学生跟着我攻读博士，每年两个，这样很好。之后，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研究员，在那里有四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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