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谍枭造势（下）

不知是土肥原手眼通天，还是运气特别好。他一上任，军部就解除了对中村事件的****令。

八月十七日，日本陆军中央发表《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说经调查证明“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并且指明是兴安区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把时间定在六月廿六日。最后声称此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

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奉日本政府之命，正式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杀害中村等人的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么一来，本来只在军政界中上层暗中议论的事件，现在是家喻户晓了。事情公开后，报纸也就没有了顾忌，公开点名报道：“兴安区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杀害中村震太郎一行。”在各式各样的报道中，有道听途说的，有假设虚构，还有颠倒黑白的，总之，情节基本来自作者想象。最后呼吁：“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杀人越货，必须将团长关玉衡枪决偿命，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

在舆论的鼓动下，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情绪激动，纷纷到领事馆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

赴日本国内进行宣传鼓动的满洲青年联盟演说队，在日本国内大获成功后，回到大连举行报告会。他们在会上宣称：“……我们要发挥三千年来熏陶而成的国民性和日本精神，纵使祖国日本反对，也要饮泣宣布满洲独立。”

中村事件公开报道后，满洲青年联盟的态度更加强硬，分别给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总长、贵族院、众议院和各报社拍发电报，要求以武力占领四洮铁路(四平至洮南)。他们还与“全满自主同盟”一起，在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一步，兴安屯垦公署也感到不安，公开登报声明反驳：“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向各国驻沈阳领事馆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

尽管说是“证据确凿”，舆论报道的情节如同亲见。但俗话说得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中村一行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的尸骨在何处？没有目击证人，特别是不见尸骨，这事就很难说得清楚。

土肥原一边指使特务机关分发武器给日本侨民，鼓动收买日本浪人四处闹事制造混乱；同时他气势汹汹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要带一个联队前往兴安区搜查，弄清中村事件的真象。

土肥原的要求实属过分，东北长官公署予以反驳：根据日本军队驻扎南满的条约，日军无权向附属地以外地区出兵。而且，如果日军进入兴安区搜查，必将会给第三团官兵以巨大压力，极易发生冲突。一旦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事态扩大，局面将无法收拾。

土肥原就是想把事情闹大，所以他不依不饶，一定要去兴安区搜查。东北长官公署被他闹得无可奈何，不让他去似乎理亏，只好同意他前去调查。但不同意他带军队去，只能一个人去，还派了一个姓铁的少校参谋陪同他。土肥原本来就是想借日军进行恐吓，参谋本部早有电报不得动用军队进行搜查，现在可以说是达到了目的了。

听说土肥原要带一个联队的日军前来搜查，兴安区的官兵们十分愤概。三个团的官兵迅速集结，摆开阵式，准备与前来的日军决一死战。身为中国军人，决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受此屈辱。

土肥原在铁参谋的陪同下，从沈阳乘火车北上，在长春折向西北，在白城子下了车。一出车站，土肥原就被带到一间空房，一位兴安区的官员对他进行了盘问和验照。一向趾高气昂的土肥原觉得尊严受辱，一到兴安区公署便向总办高仁绂说：“我是经东北长官公署同意，前来调查中村事件的，你们已经得到通知了吗？”

“不错，”高总办耷拉着眼皮，平静地点点头，说，“你可以去，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考虑到你部下的态度，我要求派兵保护我前往目的地。”

“对不起，”高总办冷冷地说，“本区向无此例。我并没有接到派兵保护你的通知，如果你认为不安全，你可以转回去，另向长官公署提出要求。有了上级的命令，我自然会派兵保护你。”

碰了一个冷钉子，土肥原只好忿忿地骑着马，在铁参谋的陪同下继续上路。

“太阳升起在那遥远的东方，照在人的身上和暖洋洋。蓝天上飘动着朵朵白云，草原遍地处处是牛羊。美丽的挤奶姑娘啊，微风亲吻着她的脸庞。她的身姿婀娜，她的舞步轻狂，就象一朵火红的萨日朗。天上飞过一群大雁，远方来了一个英俊的少年郎。深情地凝望捕获了少年的心，甜美的歌声勒住了马缰。……”

八月的蒙古大草原，阳光明媚。草叶上的露珠映着阳光，生机勃勃、暖气洋洋。山坡上洒满了白色的羊群，牧民的情歌从远处传来，悠扬悦耳。青山、绿草、阳光、白云、歌声这些交织成一幅优美的画面，在这样的季节旅行，心情应当是十分愉快的。

但土肥原却无法愉快起来。他从清早出发，走到中午，一路上不断受到检查和盘问，并告之这是军事区，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人烟稀少，很不安全。那位陪同他的铁参谋则特别有心，一路给尽他讲这一带曾发生的、恐怖的土匪杀人和野兽吃人事件，土肥原听得心惊肉跳。他本想找到中村等人被杀害的目击证人，当然最好是能找到中村等人的尸骨。但无人敢来和他接触，越走越心寒。他知道，这一路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继续走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即使有什么发现，早有准备的中国官兵也会想办法宰掉他，说遇上土匪或野兽什么的。

记得以前孔子先生说过：君子不于立危墙之下。土肥原想想还是保命要紧，这个孤胆英雄不当也罢，还没有走到苏鄂公府他便打马转回头了。

回到沈阳，土肥原就神气了，派出特务四处宣传：“兴安区部队杀人越货的事情已经暴露了，害怕受到惩罚，准备哗变，上山为匪。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发动。”

经这么四处一宣传，也不知是真是假，搞得人心惶惶。如果是真，那么这些“土匪”必定首先拿日本人开刀。于是，拿到武器的日本侨民加紧操练，作好战斗准备。

有了舆论助威，八月二十日，在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提出：对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那么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中国承认日本方面的要求。八月二十四日，参谋本部作出决定：在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一事，或者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断然占领洮索地区，以此作为保证。

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报纸每天都有相关消息。日本人抗议，南京外交部也发电东北询问事情真象。东北当局回答不清楚，需要调查。

事情已经发生，此时责怪谁也没有用。万宝山事件所引起的仇杀死伤众多，谈判扯皮现在还没有结果。中日之间发生的事件多多，加一个中村算不了什么。当然最好就是不承认，反正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日本人也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赔点钱，使案件不了了之。

八月三十一日，东北当局将调查结果通报日方，同时上报南京外交部：“关于中村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概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要求调查，请即以义正严词委婉拒绝。”

“没有证据，只是传闻，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听了臧式毅和荣臻的话，林久治郎很不满地说，“中国方面如有意避开公开处理，本官就不得不加以特别考虑，恐对两国国交上将有重大的影响。”

因为张学良作出了指示，无论日军如何挑拨，尽力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臧式毅采取拖延战术，便说：事关两国外交，我们决非有意回避，定要将事情弄清楚。既然林领事对调查不满意，我们可派人实行第二次调查，同时将关玉衡团长传唤到沈阳来。你看怎么样？”

林久治郎点头同意：“那好吧，我希望第二次调查能有一个结果，找出事实的真相。”

但是，日方似乎有相当过硬的证据。根据各方报道，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使用武力，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出兵占领东北要地，一举解决各种“悬案”。拖延恐怕不是办法，张学良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派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到日本疏通，力图使事情缓和，可是没有结果。日本政府态度极为强硬，舆论更为激昂。

九月四日，张学良致电臧式毅、荣臻等人：“接汤尔和电，言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谓我方有事推倭，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等语。已复以此事真相实不甚悉，并非故事推倭，现正在调查中，如责任确在我方，定予负责者以严重之处置，如日方对此案有何举证，极所乐闻，以为调查之参考等语。究竟此案真相如何，并与日方交涉之经过，希速详复为盼。”

九月九日，负责第二调查的吴根香少校回来报告说：“有迹象表明，是关玉衡命令部下杀害中村，所掠钱财和贵重物品皆被其私人占有。”

荣臻一听确有其事，吓了一跳，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瞒着他，真是可恶之极！关玉衡究竟是杀人越货呢？还是因中村是军事间谍才杀他？可是现在又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万一关玉衡受不了压力，情急之下，真象外面传言那样率兵哗变，这可又是天大的祸事，他就无法向张学良和南京交待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关玉衡。

受荣臻之命前往安抚的是关玉衡的老上级，前东北炮兵重炮旅旅长王致中。王致中见了关玉衡，顾不上说别的，开口就道：“玉衡呀，外面谣言很多，你可千万要沉住气，不要把事态扩大。荣参谋长说了，能拿出证据再好也不过了。如果拿不出，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以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进入苏联了。只要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

关玉衡轻轻摇摇头，望着王致中说：“王旅长，我关某人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荣参谋长是对我不信任。我确实有证据在北平张副司令那里，是苑崇谷旅长升任少将时，到北平晋见张副司令，高总办托他带去的。张副司令后来还拍来电报：‘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我怎么会率兵哗变呢？”说完便拿出电报递给王致中。

王致中看了关玉衡拿出的电报，确实是北平行营发来的，但是不是张副司令亲发就不知道了。。于是他点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占得住理了！你既然有这样的把握，为何不出面交涉呢？咱们是老同事了，我决不会害你的，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王致中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关玉衡很清楚，现在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成了两国外交的头等大事。有证据证实，中村的确是军事间谍。如果上级肯庇护他，可以据理力争。不经上级批准擅杀间谍，大不了赔款道歉。但如果上级不愿承担责任，说是杀人越货，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关玉衡苦笑道：“如果上级真有心牺牲我来平息日本人的气，签字也是没有用的。”

沉默了一会，关玉衡说：“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到沈阳。如果是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到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可以给荣参谋长打了电报，赶紧向北平行营调取中村间谍活动的证据，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由于日本的新闻报道添油加醋，特务和右翼分子借机兴风作浪，中村事件越闹越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林久治郎几乎每天都要到东北长官公署或省政府抗议，一天口气强似一天：“你不让日本方面出兵，那你们自己出兵解决。”并且威胁道：“如果不把关玉衡逮捕偿命，日方就要停止谈判，准备军事行动。”

日本军部认为外交官过于软弱，在中村事件的处理上，无法代表军方的意见，特派了森纠大尉作为监督官，代表军方监督外交部门对中村事件的处理。

森纠大尉更是气势汹汹，叉着腰，指着荣臻鼻子，用强硬的口吻说：“如果中方没有诚意，不法办肇事者，日本军方将以武力解决。”

身为中国的中将高官，被一个日本尉官指责，荣臻何曾受过这样的气！虽是怒火满腔，但他又没有办法，谁叫人家拳头大呢！只得表示：“我们一定公正地处理中村事件，如果证据确凿，必将严办。”

土肥原把火点旺以后，为了知道军部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便叫助手花谷以汇报工作为名，到东京去探听消息。

花谷一到东京，便以汇报为名，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局、课四处游窜，探听这些人的态度。

听完了花谷的汇报，老奸巨滑的参谋次长二宫没有出声，装聋作哑地望着天花板发呆。作战部长建川则比较积极，说：“按照现状看，日中两军近期内势必发生冲突，因此请考虑对策。如果冲突一经发生，即可听凭关东军做临时处置。关东军必须慎重地考虑国际形势，周密地计划自己的行动，直至每一个细节，以避免外来的干涉。”

按土肥原事先的交待，花谷提出：“如果日中两国军队发生冲突，军部中央请不要过细地干涉关东军的行动，让关东军有战场的自主权。”

建川保证道：“对于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眼下尚不得而知，但我们会尽量贯彻你们的主张。”

军务局长小矶才晋升为中将，他按省部长会议的方针，公事公办，以反对的态度说：“隐忍自重是基本方针。如果介入满洲的骚乱，恐怕会和苏俄发生冲突。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不好办了。因此，在整顿改善工作完成以前，不论面临什么情况，都必须避免战争，这是军部中央的方针。”

花谷追问道：“如果事态发展到不管愿意不愿意，而非动用陆军不可的地步时怎么办？”

小矶皱皱眉头，一手握着大号铅笔轻轻敲打桌面说：“话不能这样说，你所说的问题是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假设，超过了理性的方针，所以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陆军的中枢部门，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发生那种事态。”

向军事课长永田询问时，一向稳健而又多疑的永田，担心花谷口风不稳会泄露机密，因此守口如瓶，与花谷东拉西扯，就是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军部中央的首脑们态度不一，”与情报部的桥本和根本两个班长会面时，花谷径直对他们说：“但我们一切都准备完毕，将坚决按预定计划执行，希望你们大力支持。”

“依我看还是改期吧，”根本皱着眉头说，“按现在的情况看来，如果要实现计划，我很忧虑是否能得到国内的支持。若槻内阁很难办，因此是否等到推翻内阁以后再说。如果操之过急，出了差错，恐怕只有逼得本庄将军剖腹自杀了。”

“不可能了，”花谷摇摇头说，“事到今日，更待何时。箭在弦上，唯有一放。”

“嗯，既然是这样，那就干吧。”桥本拍拍花谷的肩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关东军的行动。”

花谷回到沈阳，向土肥原详细汇报了情况。土肥原听完以后说：“从这些情况看来，军部的首脑还是原来的态度，不反对，也不公开支持，一旦出了问题，好摆脱责任。”

“那怎么办，”花谷问，“还干不干呢？”

“过两天我回东京，已有电令叫我回国述职，”土肥原说，“借此机会再烧一把火。你抓紧时间搞一份材料，要有说服力。我走后，你和阪垣大佐他们抓紧准备工作，按计划行动。”

其实用不着土肥原再添柴烧火，中村事件公开报道之后，日本国内同样是群情激愤，舆论掀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几十个右翼政党和团体，纷纷举行各种各样的报告会、演讲会，主张以强硬的姿态解决“满蒙问题”。贵族院里“老持稳重”的议员，本来是倾向民政党的，现在也支持陆军的强硬态度，反对币原的“软弱外交”。不仅右翼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甚至连以自由主义标榜的新闻界也改变了态度，发表社论要“追究其暴虐之罪！”

政友会议员森恪、山崎猛、东条贞一等人组成调查团，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满蒙视察”回到日本。八月三十一日，在政友会干部和对俄华外交特别委员会的联合会议上，森恪等人作“满蒙视察”报告。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向土崩瓦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即使日本无论如何协调、让步、合理地发展日中关系，也不能解决事态。为挽回这一局面，只有动用国力。满蒙在事实上，已经处于交战前夜的毫无意义的对立状态。”

第二天，政友会通过了《对华问题的决议》。决定两天后在宇都宫市召开的关东大会上，掀起一个促进国家舆论统一和国民觉醒的运动，由总裁犬养毅亲自带头，以解决“满蒙问题，刷新外交”为口号，对执政的民政党开展猛烈攻击，并组织特别游说班在全国进行游说讲演。政友会力图在选举中击败民政党，取得议会的绝对多数。

九月六日，森恪在报上公开发表《满蒙紧急对策》鼓吹他的强盗理论：“……不确保满蒙，日本的生存权就遭受到侵犯，这是常识。为了确保满蒙，就必须牢固地统治朝鲜，这同样也是常识。而以上二者如不同时并行，日本本国就将受到侵犯。日本遭受到侵犯，就意味着东亚和平被扰乱。那样一来，不仅今天正在强制推行排日方针的中国将陷入危险境地，朝鲜及其他全体亚洲民族都将遭受白种人的侵略，这也是常识。

要求归还旅顺、大连等租借地；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南满铁路；夺回朝鲜、台湾、琉球、蹂躏税权和商租权；无视条约，铺设满铁包围线；废除铺设铁道契约；拒不履行‘二十一条’等排日宣传，目前已不再是民间的叫嚣，官厅也公然充当了指挥者。

为了使自己生存，人类需要作出非常的努力。国家也是如此，为了保证它的生存，需要不懈的努力。日本国民为了不当亡国之民，必须拥有食、住的地方，而且这些土地，决不准他人侵犯。朝鲜首先就是这样的地方。而且为了维持朝鲜，必须把满蒙作为缓冲地带，这就是所谓的特殊地域。

所谓外交，现在已经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谈判中的悬案三百余件，被束之高阁，不仅不能预料悬案何时可以解决，而且问题越来越多。

说到结论，正像我前几天向政友会报告的那样，不能不断言：在中国的排日指导方针下，要想解决被恶化了的满蒙及中国问题，除了发动国力之外，别无他途。”

九月十日，“满蒙问题”各右翼派别在东京青山会馆联合召开大会，会议作出决定：“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只有坚决匡正对方违法行为，为正大光明地贯彻我主张而诉诸武力。”

军人的态度更加强硬，各师团都拼命地宣传“国防思想”，在各地举行报告会。一些军人还走上街头游行，高声叫喊：“为中村报仇，武力征服满蒙，保卫帝国的生命线。”九月七日，驻京都的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的上空散下十万张传单，传单上印有“醒来吧，为了国防！”的大字，还画着中国东北三省的地图，地图上插着日本的太阳旗，并附有一句话：“啊！我国的特殊权益！”旁边还列出数字：“日俄战费二十亿元，投资十七亿元，付出宝贵鲜血的同胞二十万人。”

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参谋本部的影佐祯昭少佐受右翼党派“大众统一协会”之邀，在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作演讲，指责内阁政府：“虽然强调当我日本在满蒙之权益受到侵犯时，有决心采取果断措施。然而现在权益已经受到侵犯时却毫无表示，这是退缩外交。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膺惩中国的胡作非为，打击一下是理所当然的，决不要顾虑其他国家。战争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希望各位作为陆军的后盾，给予鼓励。”

更为激进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既不满于政府的“软弱”，也不满于政党的腐败，甚至还不满于军部首脑的拖沓。他们又在策划“革命”，准备再次进行政变。

一九二六年底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两次“大检举”的镇压下，领导大多被捕，干部损失过半。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才重建中央，重新发行《赤旗》报。六月份，被捕的二百八十名共产党员一齐受审。尽管如此，七月六日，《赤旗》报刊登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而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一分钱的军费也不出！一个士兵也不送！”七月二十九日，《赤旗》报再次号召：“日本正在准备占领满洲，国民应该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斗争！”

然而，日本左翼力量本来就弱，在接连不断的镇压下，左翼政党以及左翼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打击。新的形势之下，左翼政党和左翼团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没能建立起反战统一战线。

没有左翼力量的制衡，一时间，仇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军方和右翼势力从国内到国外，从上层到下层形成了空前大联合。经济大危机面前，被舆论左右广大民众，也与垄断资本家形成共识，要通过对外侵略扩张，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和危机。他们纷纷指责政府的“软弱外交”，要求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连民政党内部都出现了“政府应该强硬”的意见。

对于若槻内阁来说，这一切都形成了空前的巨大压力。亚洲局局长谷正之向外相币原报告说：“从种种情况看，陆军显然是要扩大中村事件，借此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工具了。”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满街的青年军官都在乱喊乱叫。”一向乐观爱笑的币原，此时甚至有了无能为力之感，他紧皱眉头说，“但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一定要设法制止，要维护政府的权威。所以，你一定要设法和他们磋商，希望他们能自重，不要乱来，要从外交上解决问题。”

外务省亚洲局和陆军省军务局进行了磋商，尽管过程十分困难的，但最后总算双方达成了谅解意见：如果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则采取国际公法及惯例所允许的一切报复手段。

这个谅解意见很含混，究竟要中国表示什么“诚意”，国际公法及惯例所允许的一切报复又是指什么。虽然这些都没有弄清楚，但有此谅解总好过没有。

谷正之以手抚额感到欣慰，电令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要他无论如何要在外交上迫使中国屈服，表示出“诚意”，不让军方有借口出兵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