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乌云密布（上）

明治政权在“废藩置县”同时，对旧有的官制进行了改革，淘汰了一大批旧公卿、旧诸候，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中央权力机构。但与此同时，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在明治维新中有功之藩出身的“士族”官僚也逐渐把持了朝政。由于他们在政府中占据了绝对多数，予取予求，形成了一个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分享权力，从一八七四年一月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制定宪法、开设民选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萨长专制”。虽然自由民权运动最终被扼杀了，但也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迈进了一步；政党得以成立，国会得以开设，宪法开始制定，并且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立了内阁制度。

一八**年二月十一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拥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队的统帅权等几乎所有的权力。内阁、军队只对天皇负责，议会只是天皇的襄助机构。但是天皇也受到了某些限制：必须依据宪法各条规定行使统治权，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的诏敕，须经国务大臣副署。

因为推翻德川幕府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所以宪法将一切权力归于天皇。但是，在利益面前谁也不肯相让，实际上各派政治力量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作为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器，作一个确认图章而已。因此，政府官员尽量抬高天皇地位，把他神化，使人们把他当作神一样顶礼膜拜。而为了维持这个“人神”的完美形象，就不能让天皇出现任何过错。

什么都不干，不过问人世间的“俗务”，自然就不会有错。所以，天皇虽然在法律上有无上的统治权，但国家的日常管理则是由政府官员来作出决定，天皇对任何政策都没有直接责任，任何错误都不能直接归究到他的身上。这样一来，天皇的权威自然就被虚化，而藩阀元老、政党、军阀这三股政治力量则通过内阁、议会、军部这三个机构来掌握实际的权力。

藩阀是维新有功之藩的武士首领，元老是维新的领袖、功臣。他们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权力中枢，并在其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确立这种绝对优势，军队更是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中立有殊功的长州、萨摩两藩，长期控制着政权、军权。同时，在明治政权确立后，他们之间也自然地开始了争权夺势的斗争，这种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当维新的“开国元勋”相继死亡后，现在剩下的唯一的“元老”，就是西园寺公望。

直到八月初，年过八十的西园寺公望才从他的政治秘书原田熊雄口中知道“三月事件”的内幕。

西园寺一八四九底年出生于京都，本是右大臣德大寺公纯的次子，过继给同是公卿贵族的西园寺师季为子，西园寺师季死后，他继承家业成为家主。西园寺历经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代天皇，三朝从政。一八八四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华族令”，将公卿贵族、各藩藩主和维新功臣列为皇族之外的华族，地位仅次于皇族，他被封为公爵。

因为贵族出身，西园寺四岁起被敕任孝明天皇的“侍从”，八岁时被封为右近卫少将，十三岁加封为右近卫中将。到明治天皇登基时，十八岁的西园寺已经算是朝廷的“老臣”了。西园寺十九岁时开始正式从政，任山**镇抚总督，参加过讨伐幕府、维护皇权的战争。二十一岁时，西园寺解甲辞官，到法国留学深造。

在欧洲十年间，西园寺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八八○年回国时，正逢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西园寺一度在《东洋自由新闻》报社任社长和主笔，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直到天皇下令才被迫离开报社，重返官场。从那时到一九一二年的三十年时间内，他一直担任政府要职，并两次出任首相。从一九○三年起，他继伊藤博文之后，当了政友会十年的总裁。辞去政友会总裁职务后，他不再在政府任职，而以元老的身份参与政治。

西园寺是贵族出身，他不属于哪一藩，是个贵族海归：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一度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在担任首相期间，打着“自由主义”的招牌，进行了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又把维护皇权视为他的本份，对皇室既崇敬又忠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是天皇的意旨，他必定服从。他的亲弟弟住友友纯是过继到住友家的，现在是住友财阀的掌门人。因此，西园寺有着贵族、政党和财阀三重背景。

由于出身显赫，又多年身居政坛要职，还有推荐首相的重任，不要说贵族、高官对他恭恭敬敬，就是天皇裕仁都要对他礼让三分。也由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门生故旧不少，趋炎附势者从多。虽然经常居住在远离都市尘嚣的乡间别墅—富士山下静冈海滨的坐渔庄，但来访者仍络绎不绝。

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随着军方少壮军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坛新人的掘起，年过古稀之后，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了。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他主张追查到底，严办肇事者，竭制军方日益增长的势力，维护政府的威信。可是在军方和右翼政治势力的压力下，事情被挂了起来。最后军方又以军纪问题作了内部处理，一下就把事情平息了。也就是说，对于军方，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已过八旬，年老体衰是必然的事。但“三月事件”已经过去近半年了，少壮军官早就转入下一步的“革命”行动了，西园寺这时才知道内情。可见，他不仅政治敏感度差，而且可以说在政治上已处于半聋半瞎的状态了。六月份他就被告之“陆军在满洲密谋活动很不简单”，想当然认为是年轻军官精力过剩，身处异国不安份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到了七月份，“樱会”的青年军官居然把一百四十八人签名的“檄文”送给他，要进行“昭和维新，打破政党政治。”差点把他气得半身不遂。他没有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军方上下勾结要搞政变！

“必须罢免二宫、小矶、建川三人的职务，”西园寺气呼呼地说，“如果宇垣有什么不满，就让他也辞去朝鲜总督的职务好了。”

但是陆军方面并不买他的帐，给他的回答是：“免掉这三个人的职务容易，但是会剌激年轻军官的感情，事情反而不太好办。把‘樱会’这个组织解散，告诫一下年轻军官也就行了。”

面对军方的这样回答，西园寺除了发一通脾气之外，还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说实话，军方把‘樱会’解散，还是给了他一个面子，因为军方后面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国本社。国本社由法官、检察官、军官和高级官吏组成，与军方关系密切，社长是六十三岁的老光棍平沼骐一郎。平沼一直从事司法工作，历任司法高官，一九二六年十月封男爵，现任枢密院副院长。国本社不仅渗透政、法、军界高层，而且还与天皇的近臣拉上了关系，侍从长铃木喜三郎就是其中的一个。枢密院本身就是天皇的顾问团，集合政、法、军和皇室，政治力量相当强大。所以，尽管西园寺余威尚在，但毕竟是夕阳近黄昏了。

中村事件见报后，军方和右翼分子喊杀声震天。西园寺颇觉不安，他把首相若槻叫来叮嘱道：“陆军内部的情况和关东军把在满洲的阎锡山用飞机放走这些事实说明，在满蒙和中国的陆军经过各种策划以后，准备闹事的气氛很浓，这很危险。海军和外务省为此十分担心，你对此一定要格外注意。”

若槻对此也有同感：“是的，一些军官很不安份，对政府的政策不满，叫喊着要在满洲采取强硬行动。我打算和陆相就前几天的事情谈一谈，使他们对满蒙的问题重新考虑。”

第二天，若槻以交心的姿态，以温和的口气和南次郎谈了起来。一开始东扯西拉的说一此事务性的事情，慢慢地才把话转到主题上来：“说真的，今天我想赤诚相见，为了国家，把我一直考虑的事情向阁下讲明白，共同为国效劳。”　若槻把关东军送回阎锡山、在军事上帮助石友三反对张学良、“三月事件”、以及陆军下级军官的公开言行等问题一一例举后，说，“这些情况说明，军队在军纪出现了问题，对国家、政府、军队自身都很不利，影响很不好，希望你尽力维持军纪。”

“现在军部很是为难啊！一些政治家对陆军有偏见，他们动不动就指责军人。出于对国家和对军队的关切，说了一些作为军人应该履行的责任，却被说成是干预政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抵毁陆军的作用，这不能引起陆军军人的愤概。这一切应该归究于政治家，而不应过分责备军人……。南次郎并不买帐，一长串反驳之辞，弄得若槻感到十分尴尬。

少壮军官如此的狂妄，连内大臣牧野伸显也感到不安。他跑到西园寺家中，对西园寺说：“军队现在混乱得不行，不少军官和外面的各政治团体淆合在一起，经常发表不负责任的谈话，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的政治，影响很坏。看来要趁熊本秋季大演习的时候，请天皇对军队首长进行严格垂询才行。”

牧野是“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的儿子，出生后过继给了姨父牧野之丞。他少年留学美国，二十岁进入外务省。都是贵族、都是崇尚英美民主政治的亲英美派，所以他与伊藤、西园寺走得很近，在西园寺手下任过文相、农相、巴黎和会次席代表。他对军人干政极为反感，认为不符合宪政之道。据说吵得沸沸扬扬《田中奏折》失窃一案，与他有某种关系。

“等到那个时候还得了，”得知若槻与南次郎的谈话毫无效果，反而遭到挖苦和讥讽，一反老年人求稳重而拖拉的习惯，西园寺板着脸说，“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了。要立即过问，而且不仅是陆军，海军同时也要问。”

昭和天皇裕仁是大正天皇嘉仁的长子，生于一九○一年，不久被立为皇太孙。按日本皇室的传统，皇子皇孙出身后要寄养在外姓人家才能长命，因此他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家中。一九○四年川村死后，他在皇孙御所受皇宫顾问官木户孝正抚养。裕仁从小就在一个奇特的环境里长大，早早就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六岁进入皇家贵族学校，校长是“军神”乃木希典大将。在日俄战争中以“肉弹自杀战术”而著名的乃木，狂热地想把裕仁培养成第二个乃木希典。使得裕仁几乎没有同龄的的玩伴，没有一般儿童应有的欢乐，大脑里被灌满了各种信条。一九一四年，裕仁进入“东宫御学问所”继续学习。这个“东宫御学问所”的总裁，是另一个“军神”、在对马海战中扬名天下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这两个老军人的刻意培养下，加上他的身份、所处的环境，使得裕仁崇尚武力、心理阴暗、人格扭曲。为了显示“坚强刚毅”，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以至于给人总是冰冷的感觉。

明治天皇死后，一九一六年裕仁被宣布为皇太子。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大正天皇病重引退。裕仁代父摄政五年后，大正天皇病逝。举行了践祚仪式（继位仪式），并继承祖先传下来的，象征皇权的三大神器，即八咫镜、八尺琼曲玉和草薙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五岁的裕仁，渡过二重桥入主皇宫，成为日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

尽管没有见过他的臣民，臣民称赞他“雄姿神宇，英武非凡”。实际上，裕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行走不良，没有半点“英武”的味道。他不仅外表瘦小柔弱，而且郁郁寡欢，木讷匮言，自闭孤寂。整天脸色板板，一副倍受剥削压迫，苦大仇深的表情。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环境和教育所至，也是野心勃勃，幻想着做一个“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海”的一代圣君。他祖父明治天皇在位时吞并了朝鲜、台湾，冲出了海岛，扩大了日本的版图，他则希望能取得“满洲”，以此为基础，挥弋南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雄居东方。

虽然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在现实中，这却是要由实力来决定的。明治天皇十六岁执政，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逐渐地掌握了如何平衡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还拥有一定的实权。到了大正执政时，皇权日落千丈。由于长萨两藩的势力强大，辅政的六个元老，除了西园寺之外，都是长萨两藩出身。藩阀和政党相互渗透交织，你来我往地轮流执政。大正天皇一方面是才具不足，更因身体欠佳，天皇越来越被虚化，几乎成了一尊神像。以致所谓的天皇行使统治权，不只过是在准备好了的敕文上盖上大印而已。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惯于扯虎皮为大旗，打着天皇的幌子为自己撑腰，以攻击他人，这又是一尊不可缺少的神像。

在长萨两藩的争斗中，裕仁偏向萨摩藩。除了因幼年时曾由萨摩藩出身的川村抚养，因而爱屋及乌之外，还因为萨摩藩主张日本应该向南面海洋扩张。裕仁与多数少年一样，对广阔的海洋有着无限的向往，对海洋生物有兴趣，因此与萨摩藩有共鸣。而长州藩则因为几件事引起他的憎恨：

一是在一九一七年，邦彦亲王的女儿良子被选为裕仁的太子妃。良子具有原萨摩藩藩主津岛忠义家族血统，这引起了长州藩阀的不安，他们希望太子妃是长州藩的人。后来山县借口津岛家族有色盲遗传，可能玷辱皇族血统，亲自出面要求取消婚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裕仁深以此事为辱。

二是一九二三年底，裕仁去出席议会的开幕式，途中受到枪击，枪击者难波大助出身于山口县的名门望族，其父亲是长州藩阀的人。后来经侦察、审判，确认难波是共产主义革命分子，但裕仁并不相信。

三是裕仁经常听皇族叔伯兄长们说，父亲大正天皇执政时，因有病在身，常常有些怪异的举动，山县因此对他鄙视不敬，并趁机玩弄权势，独断专行。

如果从山县担任陆军省大辅算起，至一九二二年病逝，左右朝政五十年。势力庞大，党羽众多，以致独断专行，予取予求。除了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可以与他抗衡外，鲜有人敢与之匹敌。他所凭借的，就是他所控制的军队。

裕仁不甘心只做一尊神像，他要做一代圣君。要切实掌握军队，把旁落的权力夺过来。还在当皇太子时，就想方设法培养自己的亲信，特别注重通过增强对军队的控制来改变他的神像地位，掌握实权，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君王，不受他人左右。他通过年长他十五岁的皇叔—东久迩宫亲王，避开国内人们的视线，在国外秘密网罗了一批少壮军官，组成了一个小集团，立誓要“打倒长州藩阀，振兴日本陆军”。攝政后，他又建立“大学寮”加快了培养自己的亲信的步伐。应该说多年来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受他支持的少壮军人逐步进入重要的岗位，已经成为陆军的中坚力量。再过几年，当老将官们陆续退出后，他就可以完全掌握陆军了。

俗话说：候门深如海。风景如画的皇宫高墙深院，更甚候门。一般人不仅根本见不了他，更别说和他搭话通消息。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他不仅要在皇宫里接见大臣和官吏，还要外出参加枢密院全体会议，主持宗教仪式，主持陆海军的特别大演习等等。除此之外，他的书房里还安有外线电话。因此，他的消息并不闭塞。济南惨案、炸死张作霖，少壮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完全清楚。他不仅知道，而且暗地里还大加鼓励。没有他的背后支持，这些少壮军官就是有十二个胆也不敢如此狂妄。但他作为天皇，当然不能担负坏名声，一切责任都应由他人来承担。

裕仁此时住在叶山御用邸。御用邸也就是天皇的行宫，是天皇和皇族才能享用的度假别墅，每年天皇都会在御用邸静养一段时间，也是避暑、避寒。明治二十年之后，宫内省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修建了热海御用邸、伊香保御用邸、静冈御用邸、沼津御用邸、叶山御用邸等十来个行宫。叶山御用邸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半岛西部的叶山町，它距离东京近，临海望山，是天皇和皇族最喜欢来的地方。大正天皇在此病逝，裕仁也是在此举行继位仪式。

东京皇宫既闷热又潮湿，哪有海涛拍岸的叶山行宫舒适！但既然元老、内大臣、首相都说军队现在军纪有问题，外面影响很坏，要他过问。身为天皇、法定的军队统帅，尽管不愿意，也只好勉为其难，走一走过场。他离开叶山行宫，回到令人厌烦的东京。

闹事的主要是陆军军官，但首先被询问的却是海相安保清种。被侍从武官带领，七拐八拐地到了“表御座所”。表御座所这个称呼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其实就是天皇龙椅所在地，也是天皇处理日常事务、接见官员的地方。

天皇金口玉言，自然惜言如金，所以问话很简单：“关于军纪，听说世人有种种批评，情况怎么样？”

安保海军大将是佐贺县人，刚年过花甲。原海相财部彪因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被迫辞职，安保上任还不足一年。虽然舰队派和条约派争斗不已，但海军的目标是南面的海洋，对北面的“满蒙”并不感兴趣，闹事的海军军官并不多。安保摸不清头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陆军四处喊打喊杀地乱叫，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想瞒也瞒不住。南次郎心性聪明，善于见风使舵。因为已经有所准备，第二天问到他时，他回答说：“关于军队的军纪，外面确实有不少的传言议论。由于满蒙问题日趋严重，一些青年军官有些激动，行为和言论上都有些过火，军纪不太好。对此，我们是主张严加管束的。关于军人和军属的政治演说，则一定要以军法取缔。外交方面的事，当然由外务大臣管，所以军部对此自应是小心谨慎，不采取多嘴多舌的态度。”

裕仁用低沉的语调，没有感**彩地说：“关于满蒙问题，当然要以日中亲善为基调的发展为好，关东军必须慎重行事。”

“是的，”南次郎毕弓毕敬地回答道，“一定按皇上旨意办。”

应付完了天皇，第二天，南次郎去拜访回到东京皇宫的西园寺。象背书一样，他把前一天在天皇面前说的一番话，又对西园寺说了一遍。

西园寺在官场上摸爬滚的年头，比南次郎的年令还长。南次郎避重就轻，阳奉阴违这一套，西园寺自然清楚得很。特别是那帮狂妄少壮军官的所作所为，已经大大地伤了这位元老的脸面，因而他板着脸训斥道：“陆军近来的所作所为很是令人担心。本来嘛，把无赖之徒，所谓地痞流氓或右翼暴力团之类的人送到满洲地土地上，这已经很不妙了，更何况军方又把这些人加以利用。这无论从国家的面子还是从日本军的威信来说，都是不好的。虽然说那是在满蒙的土地上，但它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事关外交的事，一应由外务大臣处理。军方抢先说三道四，这就很不象话。我认为，阁下不论是从辅弼的责任上，还是作为军队的首长，都应该持充分慎重的态度进行管束。”

这些话说得够重的了，南次郎听了心里十分不舒服，但不敢与这位余威仍在的元老顶撞。只好厚着脸皮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我一定充分注意，严加管束。”

西园寺第二天把他与南次郎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若槻，并且特别提醒道：“满蒙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若在这个问题上轻举妄动，则会令人感到遗憾。你务必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好。”

尽管西园寺是老了，消息也不够灵通了，不过他弹得一手好琵琶，以手健脑，并不胡涂。黄昏的夕阳也还有一点光热，他的面子陆军还是要给一点的。再说把天皇请出来压一压陆军的狂妄气焰，这一招更是用对了。

九月十日早上，土肥原乘船渡海回到日本。刚到东京，土肥原就被一帮记者围住。他唯恐天下不乱，大咧咧地对记者说：“你们所关心的中村事件嘛，外务省仍在交涉之中。满洲一切悬案应尽量从速解决，但如果外务省不能解决，大概就要武力解决了。”他还还压低声音，故作神密地说，“其实，事件刚发生后，关东军就主张要采用强硬手段，直接出兵武力解决。但由于政府不同意，所以未能实行。”

记者问：“如果政府继续采取软弱态度，那关东军会采用强硬手段？”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土肥原打着哈哈说，“总之，我们绝不坐视帝国军人受如此残害。”

到了参谋本部，土肥原递交了由花谷准备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里，述说了中国方面对中村事件如何拒不认错，并试图以军事对抗，毫无诚意。而关东军为了防范，在军事上做了什么准备，现在面临的问题等等。

下午，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几个首脑聚在一起磋商。按照与外务省达成的谅解，决定向关东军传达军部的态度：按既定方针，中国方面如不表示“诚意”，就武力进行报复。

第二天，在陆军次官杉山元的办公室，二宫、杉山、永田和土肥原，就进行武力报复的具体方法进行详细讨论。金谷总长也走进来，向土肥原询问了一些情况。

与此同时，在永田的召集下，由陆军省、外务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三省两部相关课长组成的“十日会”，对目前局势进行研讨。这些少壮派在“满蒙问题”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很快就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中国东北，无论是民众舆论还是军方的呼声，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一切都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向前进，永田露出难得的笑容对土肥原说：“土肥原君，我们的努力有了巨大的进步，一切顺利，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看来没有什么大阻力了。”

“是啊，听说连贵族院都变得强硬了，也主张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土肥原也乐呵呵地说，“这几天我走访了省部的各部、局、课，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们都表示支持。就是在外务省，年轻的课长们也表示支持，这全靠你们在国内的努力呀。永田君，你们辛苦了。”

永田出生在一个医师家庭，以他的天资，如果继承父业治病救人，毫无疑问，必定会成为一代名医。但他父亲精力旺盛，又不讲计划生育，养育了九个子女。虽然身为长野县诹访郡一个小医院的院长，相比其他人，收入并不算少。但仍因食指繁多，生活陷入穷困之中。以至一生医救病人无数，自己却中年积劳病故。父亲不想这个聪明的儿子步他的后尘，在临终前要儿子当一个优秀的军人。永田遵照父亲遗命，选择了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日本青年所向往的军人职业，十四岁进入陆军东京地方幼年学校。

永田自幼聪明过人，成绩特别优秀：在中央幼年军校毕业时成绩是第二名，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是第一名（第十六期），陆军大学毕业成绩是第二名（第二十三期）。永田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久按惯例进入陆军中央。按永田的成绩，本应该到参谋本部，因为陆军教育总监部要编制《军队教育令》，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本乡房太郎中将选中了。永田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仅一年的时间，由他主稿的《军队教育令》就编成了。一九一三年，永田晋升大尉，自此先后三度被派驻欧洲，在欧洲工作长达六年。一九二○年五月，受总体战理论的影响，永田根据他对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的考察和分析，向陆军中央提出了一篇内容宏富的《国家总动员意见书》，提出要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时任教育总监本部长宇垣一成看后大为称赞，决定推行。

永田一九二三年回国后，先任教育总监部课员，次年任陆军大学教官。永田深得宇垣的信任和器重，一九二六年，时任陆相的宇垣把永田调到陆军省新设的整备局动员课任课长。同时在内阁新设的“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里，永田是代表陆军省的干事，实际主持该委员会业务，领导总动员体制的规划。在一九三○年八月陆军定期人事变动时，宇垣将永田调到陆军的核心—军务局军事课任课长。

永田作风稳健、头脑冷静，大局观强，不仅深受陆军高官们的器重，而且据说连不少政治家和皇室人员都对他有过称赞。

“没什么，为了帝国的大业，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土肥原的赞扬，永田谦虚了一句，然后问，“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阪垣和石原在军事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布置，剩下的是时间问题了。”

“你估计什么时间最好？”

“我看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比较合适。”土肥原说，“具体行动时间由阪垣和石原决定，他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特别是石原，恨不得马上动手才好。”

“这个石原啊，”永田摇摇头说，“是个军事奇才，但个性也是够奇的了，还真有点受不了他。因为军部不准动用兵力调查中村事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发了一大通牢骚。”

“幸好有稳重的阪垣君在他旁边，”土肥原说，“否则他恐怕要碰得焦头烂额也一事无成。”

“你们三个配合得正好，各用所长。”永田说，“那好吧，我就静听你们的佳音了。”

但是，受到天皇询问和西园寺的训斥后，南次郎心中总不免还是有些发毛。接着在内阁会议上，币原外相就传闻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带弹药物资，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势态，向南次郎提出质问。南次郎虽然推说不知情，需要调查，但毕竟心虚。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发来电报，说遵照军部中央的方针，正为缓和局势作努力，但张学良政权近来的暴力压制和侮辱行为实难忍受，请求派小矶局长和建川部长前去视察现状。

但是，张学良的顾问柴山兼四郎来到东京，却说中方对中村事件已经承认，表示要严办，并派人去揖拿肇事者。而且中方态度软化，希望和平解决，不要因为此事破坏中日友善关系。具体的善后事项，林久治郎总领事和重光葵公使正和中方进行交涉。

南次郎与金谷一商量，觉得这么一大堆杂乱而又矛盾的问题，需要召开省部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以便统一步骤。

省部联席会议气氛热烈，谈到“满蒙问题”时，各局、部长争相发言，慷慨激昂地讲述自己的主张。本来就渴望战争，更何况此时舆论呈一边倒。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满蒙情势发展到如今，是政府外交软弱所致，关东军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军部应予支持。”更为激进的人主张：“关东军司令官应该调动兵力，抓住中村事件这一机会诉诸武力，一口气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确保我诸权益。”

听了众人的豪言壮言，南次郎苦笑着说：“诸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恐怕现在还不是时候。”接着他把与天皇的谈话内容告诉与会者，并把西园寺的训斥也说了出来。最后说：“在大多数阁员还缺乏认识的今天，我们还得要忍耐，等待时机成熟。”

听了南次郎的话，大家感到很为难。内阁大臣们不赞成倒也罢，可天皇御口亲说以日中亲善为基调发展，话音刚落，谁敢说此时出兵动武最好！这不是要造反吗？

冷场了好一会，才慢慢有人开始说话。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最后一致同意：既然天皇和内阁的看法不同，军方则不能行动，至少目前要压住关东军，不能闹出事来。

“既然这样，还是派个人到满洲吧，”总长金谷说，“光是电报也说不清楚。”

“那就派小矶君去吧，”二宫次长说，“小矶君是军务局长，名正言顺嘛！”

“不行，不行，我离不开。”小矶连忙摆手道，“军制改革和预算问题现在正是关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能离得开呢？”

“那就建川君去吧，”南次郎指着建川说，“关东军来电报也是要你和小矶君去的。”

“对，建川君是战斗英雄，”小矶忙附和道，“关东军那帮年轻人，最服建川君，非他去压不住。”

“去一趟倒没什么，可关东军好象相当兴奋，去鼓劲加油好办，他们一定会视我为上宾。”建川故意做出苦脸说，“但我是去泼冷水的，挨骂肯定是少不了的了。”

看到建川的一脸怪相，在座的人不禁笑了起来。

箭在弦上，枪已上膛！一切按着计划进行着，眼看就要成功之时，突然一下全转了过来，桥本此时比谁都急。八月份阪垣在东京时，他们曾经发生过争论。如果国内问题不解决，到时候不出兵，仅凭关东军那点兵力，根本无法成功，因此他主张“先国内，后国外”。但最后他还是被阪垣说服，同意关东军“先国外，后国内”的主张。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听由关东军作主。如果政府进行阻挠，他们就断然实行政变，全力支持关东军。关东军最近要动手，只有他和根本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现在情况发生逆转，必须给关东军报个警。可是，不能用军用电码，别人会发觉。硬着头皮，桥本跑到建川的办公室，向建川开口借要与阪垣联系的密码本。建川当然知道桥本要干什么，不声不响，默默地拿出密码本递给桥本。桥本接过说了声谢谢，便出去给阪垣发电报警。